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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祎的正统论与《大事记续编》

王祎 (1321-1372年)字子充,浙东金华义乌人,曾与宋濂同执明初史界文坛牛耳 ,是明初重要的学者之一。王祎除曾以总裁身份笔削《元史》外,《大事记续编 》是他的史学代表作。关于王祎与《元史》编纂,已有人论及。但于《大事记续 编》,尤其是《大事记续编》与其正统论的理论联系,却遑有人论及。此文试就此问题 就教方家。
    王祎正统论的理论特点
    王祎一生曾经经历过两个皇朝的大规模修史活动:一次是元朝末年对辽、宋、金 三史的修纂;一是明朝初年对元史的修纂。其中,前者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对三个基本 共时、共空间的不同民族政权的历史修纂,后者是一个汉族政权对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历 史的修纂。所以这两次修史,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处理“正统”这一棘手的史学理 论问题,而在当时一度也引起激烈的学术争论。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对史学理论和实 践都十分重视的王祎,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到这些史学问题的争论。
    王祎关于正统论的论述主要有两篇:一曰《正统论》,一曰《改元论》。其基本 思想大致准欧阳修“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统者,合天下之不一”的正统论观点,所以 王祎夫子自道云:“吾之说,至公大义之所存,欧阳氏之所为说也。欧阳氏之说 废,则吾之说不行于天下矣。”[1]但是王祎的正统论也有他自己的思想特点和不 同的论述角度。其中他虽然赞同欧阳修“正统之论,本乎《春秋》”的观点,指出“当 周之东迁,王室衰微,夷于列国,而楚及吴、徐,并僭王号。天下之人,几不知正统之 所在。而僭窃之邦,皆降而书子,凡以著尊王之义也。故传者曰:君子大居正。又曰: 王者大一统。正统之义,于斯肇焉”。但是王祎更强调正统问题争论的历史性, 认为由于历史在发展中,客观就存在着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两难的政治局面,即“由不 正与不一,是非有难明,故正统之论所为作也”。认为由历史的存在导致史学问题的讨 论,这样就对欧阳修原有的观点有了一些深化。
    事实上,所谓正统论问题,其关键是对正统评判的标准问题,或如何看待正统的问题 。对此王祎的正统论表现出他思想进步的一面。讨论中,王祎提出了一个“ 妄”的范畴,认为以天文、天象的变化来说人事、辨统绪就是“妄”,对此,王祎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说:
    呜呼!三代之下由天下者,大抵皆不正不一,而不能合乎至公大义之所在。是非之际, 于是难明者多矣。盖当其难明之际,验之天文,则失于妄;稽之人言,则失于偏。是故 荧惑守心,应乎魏文帝之殂,而吴、蜀无他故,若可以魏为正矣;然月犯大心,王者所 恶,则蜀昭烈之殂实应之,而吴、魏无事也,是蜀亦可为正也,此非失于妄哉?!
    除了“妄”之外,王祎还提出了“偏”的范畴,认为所谓“稽之人言”,即以主 观的价值观念去判定历史是非,决定历史正统的归属,就是“失之偏”。对此王祎亦举例论述说:
    自晋之灭,而南为东晋、宋、齐、梁、陈,北为后魏、后周、隋。私后魏者曰:统必 有所授。则推其统曰:隋授之后周,后周授之后魏,此非失于偏哉?!
    因此王祎一再强调:“论正统而不推天下之至公,据天下之大义,而溺于妄于偏 ,其亦不明于《春秋》之旨矣。”
    论述历史上的正统,怎样才能做到不妄、不偏呢?王祎认为,不必拘泥统绪的授 受,而应“听其有绝有续而后可,不必猬以假人而使勿绝也”。王祎认为倘若“ 猥以假人而使勿绝,则至公大义,有所不行矣”。
    正是按照正统统绪在历史中的延展有绝有续,而非授受不间断的观点,王祎对历 史上的正统作出这样的排列:
    故正统之序,历唐、虞、夏、商、秦、汉,至汉建安而绝。魏氏窃取汉鼎,得之既不 以正,刘氏虽汉裔,崎岖巴蜀,又未尝得志于中国,而孙氏徒保守江表而已,皆不可谓 居天下之正,合乎天下于一者也。及晋又天下,而其统始续,故自东晋建武之始,止陈 贞明只终;二百余年,其间趁时并起,争夺僭窃者,不可胜纪。其略可纪者,犹十六七 家。既而大小强弱,自相并吞,而天下犹为四:东晋、宋、齐、梁、陈。又自分为后梁 而为二;后魏、后周、隋,又自分为东魏、北齐而为二。离合纷坛,莫适为正,皆不得 其统,正统于是又绝矣。及后周并北齐而授之隋,隋并后周又并陈,然后天下合为一, 而其统复续。故自开皇九年,复得正其统,而唐继之。自天祐之亡,正统于是 又绝矣。梁氏弑其君,盗其国,以梁为伪固也。后唐之兴,借曰名正而言顺,实非所以 复唐。晋氏受国于契丹,尤无足议。而汉、周亦皆取之以非义。况此五代者,皆未尝合 天下于一,则其不得以承正统,夫复何疑?及宋有天下,居其正,合于一,而其统乃复 续。故自建隆元年,复得正其统。至于靖康之乱,南北分裂,金虽据有中原,不可谓居 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其事适类于魏、蜀、东晋、后魏之际,是非 难明,而正统于是又绝矣。自辽并于金,而金又并于元,及元又并南宋,然后居天下之 正,合天下于一,而复正其统。故元之绍正统,当自至元十三年始也。由是论之,所谓 正统者,自唐、虞以来,四绝而四续。惟其有绝而续,然后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 矣。[2]
    王祎这里阐述的正统论,基本就是欧阳修“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 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3]正统论的翻版,只是将欧阳修提出的尧舜以来正统三绝三续 ,扩充为四绝四续,以元接续宋而复得正统。然而王祎所持的正统论既然承继了 欧阳修的观点,也就必然地继承了欧阳氏正统论的理论缺陷。
    欧阳修正统论的理论出发点,是以空间的一统作为是否为正统的标准。这样就使他提 出的“正”和“统”二个所谓正统论的标准失去其中一个,即仅仅强调了空间意义的“ 统”,而忽略掉道德判断意义的“正”。因此王祎所谓“惟其有绝而有续,然后 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矣”的自负,貌似圆融,实际仍是一句理论上的空话。也正 是因此,后来的方孝孺诘问道:“正统之说何为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 ”,则王莽等同样是“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4]更何况王祎所予之正 统之名的北宋,也并不是统天下而为一的皇朝,当时的辽、金、西夏等政权,仍占据着 大片的北部及西部的领域,依据其理论,并不足以担当“正统”之名。事实判断与道德 判断确实是史学家一个两难的论题。
    除《正统论》外,王祎亦沿接欧阳修《五代史记》对改元问题的讨论,撰述了《 改元论》一文,对欧阳修谓史书记述曰初始之年为元年是理之自然,未尝是什么有深意 的历史表述之法的观点表示赞同。王祎说:
    古有改正朔,而未尝有改元。非无改元也,弗以是为重事而弗之异也。夫有国者,将 以明一代之制度也,于是乎有改正朔。若称元年而后累数之者,是盖史官纪述之常体, 所以志夫人君在位之久近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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