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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致用”与“无用”、“改革”与“守旧”，这是学 术实践和政治生活领域内贯穿始终的两对矛盾。倘若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孔子及其 《六经》的不同认知“泛化”为一种政治理念，恰恰能够清晰地折射出上述两对矛盾在 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化轨迹。今文家重“致用”、“更化”，他们强调“改制”、“改革 ”的必要性；而古文家的音韵训诂之学，与社会实践比较隔膜，因而在近代被视为一种 “无用”之学。古文经所信奉的“述而不作”原则，在政治实践中也往往表现出一种“ 恪守祖训”或“泥古不化”的保守主义倾向。近代以前，古文经学始终占据着压倒今文 经学的优势。近代以降，国势日蹙，内忧外患催逼重重。这时，颟顸守旧、不思进取的 政治惰性愈来愈被激进的改革派看做是古文经学遗留给中华民族的一个思想毒瘤。因“ 变法”、“维新”之亟，今文家不得不对古文经学痛下杀手，今、古文经之争遂不可免 。按照龚自珍的说法，近代社会，那是一个需要“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的 时代。而汉学（古文经学）考据学的偏枯、艰涩、少通贯、难发挥，有“考”而无“论” ，有“事实”而无“义理”，提不出问题，“议论”不了问题，当然也就更解决不了问 题。汉学考据学的这种学术局限性，显然难以承担社会所需要的“议论”，所需要的“ 处士横议”的新功用，史学则庶几当之，今文经学亦庶几当之。因此，到了近代，学术 便主要向着两个方向--史学和今文经学发展：史学和今文经学是近代学者两种主要的 治学取向。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在治今文经学的同时无不重“史” 。而在他们那里，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史学，都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工具。“公羊三世 说”，既是一种今文“义法”，同时也是一种“史学理论”，一种历史观。正是在对“ 公羊三世说”的强调中，龚、魏、康、梁的经学和史学“合流”了。也可以说，在近代 今文家那里“六经”首先“皆史”了。在近代改革派们的政治实践中，“公羊三世说” 始终是一柄思想利器。因为这种学说直接参与了政治运动，它已经跃出了“史学理论” 的范畴而成为改革家的“政治信仰”。中国近代的改革借助于“公羊三世说”而行，这 种历史观在社会舞台上掀起的巨澜，对于社会和民众造成的激荡与震撼，其能量也要大 大超过仅靠几个“读书人”在书本上对之进行的“理论探讨”。这样，当19世纪末20世 纪初，史学的“近代化”作为一种时代的命题摆在了中华民族的面前时，以梁启超为代 表的那样一批由“政治实践家”转入学术领域的“史学家”便很自然地将“公羊三世说 ”糅入了进化论的框架内。这就为“史观派”在中国的诞生奠定了一个具有“本土文化 ”色彩的思想基础。在历史学范围内，当人们越来越认为以“规律性”的认识来看待历 史的运动是历史学“科学化”的表现时，“公羊三世说”便在中国史学走向“近代化” 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与此同时，在今文家的打击下，古文经学虽日益衰落 却仍然不绝若缕，并没有消亡殆尽。古文经学所胎育的学风，考据学直质无华、求真务 实的治学精神，在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学术系统中仍然保留。到1905年科举制正式废除， 经学寿终正寝以后，经学也就分化为两个部分分别影响着现代学术的基本进程：今文义 法较多地融入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为代表的、以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的学术营垒 ；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论则强烈地影响着以求得“历史原貌”为指归的实证主义历史学 的发展。
    本文系华东师范大学211建设项目“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基金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