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坚持真理、勇于探索。光有求新立异的品格，而没有坚持真理、百折不挠的勇气 也是不行的。青年时代的周谷城就博览群书，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因而不会被别人 的观点所左右。他说：“我有个怪脾气，什么都不易影响我。”[8]周谷城早在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 研究哲学和历史。然而，尽管周谷城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其为指导来进行学 术研究，但他始终没有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而是坚持认真思考，深入钻研，实事求是 ，因此对许多学术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如他在世界史研究中，他始终 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用种种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来建构他的世界史体系和撰写有 关学术论文。即使在形而上学猖獗，教条主义横行，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那些年代，他 都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持真理和科学精神，经常唱着与当时“革命气氛”很不协调的 “反调”。为此，他遭到了种种围攻和严厉批判。如他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后，姚 文元在1963年9月24日的《光明日报》发表《略论时代精神》一文，指责他的观点，把 本来属于学术领域的讨论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姚文元说时代精神不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而是一个清一色的革命精神；无产阶级既已同资产阶级进行尖锐斗争，无产阶级思想 决不能同资产阶级思想汇合成什么统一整体。最后得出结论说，周谷城的这种方法论属 于从艺术解释艺术的历史唯心论的范围，而不属于坚持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反映论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姚文元气势汹汹，以势压人。可周谷城并没有低头，他在1963年 11月7日的《光明日报》发表《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一文予以反驳。周谷城理直气壮 地说，姚文元说时代精神就是革命精神不对。此论只能算是抽象概括的说法，若就事实 稍稍分析，我们就会觉得并不如此。革命精神之外，还有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 革命的种种，这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上更是如此。反转来说，谓革命精神就是今日这 个时代的精神，对不对呢？以偏概全，为逻辑所不许；如一定要这么说，至少须加三字 ，曰“的主导”，或“为主导”。加几个字，既着重了革命精神，而且以之与时代精神 相提并论时，反说顺说，都讲得过去。如说今日这个时代的精神以革命精神为主导，或 革命精神是今日这个时代的精神的主导，便妥贴了。周谷城进一步分析说：“不同阶级 的不同思想既已进行尖锐斗争，那么自始就已在统一整体之内；不在统一整体之内，便 不能进行你死我活的尖锐斗争。……单纯一致的思想放在一块，自始就不会有斗争，更 没有整体可言。能构成统一整体的，必是对立斗争的。姚先生大概是习惯于看单纯一致 的东西，所以坚决不相信对立斗争的东西可以构成统一整体。其实自有宇宙以来，只要 是统一整体，都是由对立斗争的诸部分构成的。”这充分表现了周谷城在学术上勇敢求 实的精神和人格上正直无畏的学者品质。故海外出版的1998年6月号《文化中国》中， 有人充满敬意地写道：“在六十、七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周谷城一直坚持自己 的学术观点。文革伊始，周谷城和周予同教授等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而被关进‘牛 棚’，受尽凌辱与折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为迫周谷城屈从批孔，不 择手段，动员周谷城的朋友和亲戚向他做说服工作。并许诺不仅‘解放’周谷城，并调 回其当时在北大荒劳动的长孙女到复旦大学深造。周谷城不为所动，默然拒绝，表现了 一个知识分子守道不屈的高风亮节。”[9]
（三）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学术创新离不开广博精深的知识基础，正如科学家牛顿所 说：
“如果我所见的比笛卡尔要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缘故。”周谷城自 己也说：“思想要活跃，必须要有知识，否则思想不会活跃。”[8]周谷城在我国学术 界以学贯中西、知识渊博而闻名。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他从事教学 和学术研究70多年，研究的领域十分宽泛，涉及史学、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 经济学等各学科。他博古通今，融会贯通，因而能自创新说，成一家之言。在20世纪的 中国国史学界，自从有了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的分工后，长期以来几乎一直是各自 为政，自成体系，彼此之间很少有交流和交叉。搞中国研究的人很少从世界历史发展的 全局和中国史在世界史上所占的地位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中国史；同样，搞世界史研究 的人也极少把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结合起来，甚至不把中国史包括在世界史之内。 像周谷城那样学贯中西、融会贯通的学者，则极为少见。他的著名的“东汉封建说”就 是在比较中西历史中得出的。他在《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发表了《封建长期， 似乎不长》一文，对中国史学界“封建长期”一说提出质疑，他认为社会发展史上各阶 段的长短比例，应该是前一段比后一段长，这大概是生产进步的迟速决定的。时代距今 愈远，生产进步愈迟缓，所历时间便愈长；反之，时代距今愈近，生产进步愈迅速，所 历时间便愈短，因此紧接着奴隶制时代之后的封建时代必比奴隶制时代短些。而中国的 奴隶制时代，如果从通常所说的夏朝开始至公元前480年，则只有1700多年。而封建时 代，从公元前480年到公元1840年，却有2300多年。他认为，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 这是一种反常现象。于是，他把中国封建时代与世界古代史上奴隶时代的许多特征作了 比较研究，如铁的使用，城市工商的发达，社会的自由竞争，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学术 的发达，法制的出现，经典的纂集，统一集权帝国的出现，封建等级国的没落，在世界 古代史上，都是奴隶制时代的特征。他认为“我们若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上限或奴隶制时 代的下限，由公元前480年移到公元二世纪下半期，则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种种特征，可 以同世界古史上其他各国一样，保存完好；否则必须把这一切搬入封建时代，或排斥在 奴隶制时代之外，使奴隶制时代变成既短促、又空虚；在世界古史上成一种反常现象。 ”因此，他认为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定在公元二世纪下半期最为稳妥。
（四）毛泽东、周恩来的鼓励、支持和保护。解放后，我国学术界也受到了“左”的干 扰，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学术研究就会被视为“白专”道路的典型而成为批判对 象，受到迫害。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危险更大，动辄上纲上线，被戴“帽子”， 打“棍子”。一些人由于承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中止了学术研究，不敢发表自己的 学术见解；一些投机分子则成为风派人物；意志薄弱者甚至含冤自杀。在那样的政治环 境下，周谷城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敢于学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要得力于毛泽东、周 恩来的鼓励、支持和保护。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有关知识分子会议。毛泽东发 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党中央为了科学和文化艺术的繁荣而提出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周谷城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于同年2月在《新建设》 首先发表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文中针对某些人照搬苏联教科书，硬要把“形 式逻辑辩证法，搞得形式逻辑不象形式逻辑，辩证法不象辩证法”的现象，提出不同意 见，掀起了一场全国性学术大争论。争论本来是好事，可以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但 由于“左”的干扰，康生凭借手中的权力，下令全国各大报刊对周谷城展开批判。周谷 城被迫应战，他前后写了9篇有关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文章。毛泽东也很关心这场争论 ，曾鼓励他把争论坚持下去。一天周谷城去北京开会，毛泽东邀请周谷城到中南海住所 去叙谈。在游泳时，两人谈到《汉书》中的《赵充国传》。毛泽东对周谷城说，赵充国 这个人不简单，他“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 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之八九。但到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 ，反对的人却只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 。”[9]毛泽东的谈话使周谷城受到极大鼓舞。从此，周谷城顶住“左”倾的攻击，仍 然信心百倍地参与学术争论。不久，毛泽东在上海再次召见周谷城，并请他吃饭。席间 毛泽东关心和鼓励他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周谷城说：“不得了，火箭炮 式的批评冲起来，我受不了。”毛泽东说：“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周谷城说 ：“我意见很少有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说：“你的意见有人赞 成，并不孤立，……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9]后来周谷城去北京开会时，毛泽东 又特意邀请学术界名人贺麟、冯友兰、金岳霖、王方名、胡绳等在中南海吃饭，毛泽东 对来宾说：“今天我请老朋友周谷城先生吃饭，请诸位作陪。”毛泽东的用意是在鼓励 学术界人士顶住“左”的压力，把百家争鸣开展下去。[10]这就更加坚定了周谷城在学 术上勇于进取和创新的勇气。他不久又在文艺理论方面提出了新的创见，即“无差别境 界”（或“没有矛盾的境界”）和“时代精神汇合”论，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学术讨论。 这场学术讨论最初是从王子野与周谷城之间争论开始的，可姚文元在张春桥的怂恿下， 把学术讨论说成是政治问题，对周谷城扣了一系列吓人的大帽子。周谷城面对狂澜，坚 持说理辩论。就在周谷城颇感身心疲惫之时，周恩来很同情他的处境。一次周总理来到上海招待外宾时见到周谷城，关切地问：“周谷老，受得了吗？精神还吃得消吗？”周谷城说：“受得了”。周总理又说：“真的吗？身体没有什么毛病吗？”周谷城说：“虽受得了，却很难受。身体虽没有什么毛病，但也到了吃不消的边缘。”周总理宽慰他说：“我们党里的相互批评还要厉害”。[11]周总理的一番开导，使周谷城豁然开朗，十分感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周谷城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了“牛棚”，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毛泽东知道后，曾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 去。”[9]并且给他提供较好的学术研究条件。当时上海的淮海公寓是上海的高级知识 分子集中居住之处，其他高级知识分子都被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勒令迁走了，只有周谷 城的家未被迁出，还保留下来了。上海的造反派曾抄了周谷城的家，把他的丰富藏书都 搬走了。周总理知道后，迅速命人将书“完璧归赵”。正是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鼓励 、支持和保护，周谷城才顶住了各种压力，没有倒下，继续在学术领域大胆探索，勇于 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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