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之正文”之外的众多文体则处于为其提供史料的地位。其中“史之变文”指叙、 记、碑、碣、铭、述六种文体。依据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的解释，它们有两个 特点，一是注重叙事，二是有意识地保存死者的生平，这使它们具有保存史料的价值。 由于他的名声，王世贞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碑传志铭，其中不乏有应酬之作，但其态度 是非常认真的，他说：“仆为逝者不朽谋，非为存者衣食谋也”[6]（卷182）他大多本着 客观态度，因此他写的碑、状、铭等“虽不史而可以入史”。[2]
王理论述这类文章的价值，可以看作是对“史之变文”的阐释。他说：“是则史官之 职也，夫必有取于是也”。[8]王世贞说的“史之变文”可以看作是这一认识进一步的 升华。接下来王世贞论述的是“史之用”。
“史之用”的训、诰、命、册、封事、疏、表、启、共有22种文体，大致可以分为三 类。一类是帝王颁发的训、诰、命、册、诏、令、教、札及喻。第二类是臣僚给帝王的 上书、封事、疏、表、启、笺、弹事。第三类是大臣们之间的文书交往，有移、驳、尺 牍。另外檄和露布是和军事活动相关的，从它们涉及的内容来看，大多关诸封建统治的 军国大事，因此，它们是编写史书必须参照的材料。这从《明实录》纂修中可以看出来 ，“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 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而合之”，[17]“一朝妄驾，则取诸司奏牍，而以年月编次 。”[18]（卷13）王世贞自己也说实录“不过举诸曹之故牍”，[11]（卷71）虽批评了《明 实录》取材不够广泛，但也表明了一个事实，《明实录》的基本材料便是上述22种文体 的文章。王世贞说它们是“史之用”也正是这一实际情况的反映。用今天的概念应称它 们为档案，“各个朝代发布的诏令、策命、上谕、圣训，以及政典、法则、诫训、案牍 、计籍、记功册、簿记，以及诸侯、公卿、地方郡守等人给皇帝的奏章、奏议，都可作 为档案。当时的档案文卷，日后就可成为修撰史书所依据的一部分材料”。[19]（P82） “可成为修撰史书所依据的一部分材料”，可以看作是对“史之用”的现代阐释，这也 证明了王世贞这一论点的合理性。
“史之实”包括论、辨、说、解、难、议六种文体。根据《文体明辨序说》的解释，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议论为主。刘勰称“论”是“穷有数，追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 极，乃百虑之鉴蹄，万事之权衡也”，其它几种文体和“论”要求大致相似，须坚持“ 迹坚求通”。王世贞称“辨志而当于理之谓论”，[11]（卷70）是否是寻求“史之言理” 中的“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从《弇州山人四部稿》110-111卷所收的史 论20条，说7条，议1条，辨5条来看，他说的“史之实”是针对史书记载而发的。
“史之华”指赞、颂、箴、哀、诔、悲六种文体。它们“大体皆用韵语”，语辞较为 华丽，或是“哀人之没而述德以赞之者”的“哀赞”；或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 告于神明”的“颂”；或是“反复古今兴衰理乱之变，以垂警戒，使读者惕然有不自宁 之心”的“箴”；或是“累列其德行而称之……先述世系行业，而末寓哀伤之意，所谓 ‘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的“诔”，[10]它们都饱含感情，目的是要“反复古今 兴衰理乱之变”。它们与史学的关系，王世贞在《张振之像赞》中说得很清楚：“后吾 而生，先吾而死，吾不忍其泯泯，以标其长者行而循吏绩，以俟夫信史”，[11]（卷150 ）表明“赞”应有补充信史的目的，这种认识同样可用于其它五种文体。
“史之实”与“史之华”虽都是议论文字，但都要以事实为根据。洪迈早有论说：“ 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无差忒，乃可传信后世”。[20]（卷4）刘知几也认为如果没有 事实根据，就会成为“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的空谈。正是由于 这种要求，使它们与史学的求真要求一致，从而成为史学的一部分。
王世贞对上述40多种文体与史学关系理解有如下几个层次。“六经”是最高层，为史 学提供遵循的准则。“史之正文”是第二层，是史学的正式形式，“史之变文”和“史 之用”是材料上的层次，直接为“史之正文”准备史料。“史之实”和“史之华”也是 提供材料的，但在关系上与“史之正文”更为疏远一点。“史之正文”处于核心的地位 ，“史之言理”，“史之变文”、“史之用”、“史之实”和“史之华”围绕它层层展 开，合在一起构成了“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思想。
二、对三史的辩证认识
如果说“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反映了王世贞对史学范围的宏观把握，那么他对国史、 家史和野史三史关系的朴素辩证认识则在理论上进一步扩大了史学的内涵。
王世贞对三史关系的认识，有对前人的继承。他吸取了刘知几的思想，他称：“正史 之外，有以偏方为纪者，如刘知几所称，地理当以常璩《华阳国志》，盛弘之《荆州记 》第一。有以一言一事为记者，如刘知几所称，琐言当以刘义庆《世说新语》第一。散 文小传，如伶元《飞燕》虽近亵，《虬髯客》虽近诬，《毛颖》虽近戏，亦是其行中第 一”。[11]（卷146）表明王世贞对刘知几的认识的认同。对正史之外著作的称道，包含 着对它们价值的朴素辩证认识。但王世贞对三史的认识，主要是针对明朝三史情况而提 出的，他提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 ，然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然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11]（卷71）的主张，表明他对三史的朴素辩证态度。这一认识源于他对三史利弊的深刻 认识，“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国史一般出于官修，因有权势作后盾，故而有一些人得 以在撰写时采取恣意放纵的态度。唐代《顺宗实录》因“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 实，累朝有诏改修”，[21]（P2898）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情况不只唐朝有，在明 朝同样存在。
明朝没有组织修国史，故说到国史更多是指实录。明实录由于失修遭到了明人激烈的 批评。王鏊说：“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虽近螭头，亦远在殿下。成化以来，人君不复 与臣下接，朝事亦无可纪。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 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而合之，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 润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传，亦多纪出身、官阶、迁擢而已。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 后世将何所取信乎？”[17]批评了史官人浮于事，修史所凭史料不全面，入史人物有限 以及褒贬“未必尽公”的弊端。郎瑛也批评说：“今日官虽设而不使日录，一朝宴驾， 则取诸司奏牍，而以年月编次，且不全也。复收拾于四方，名目而已。且爱恶窜改于二 、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传，但纪历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实乎？今日是无史矣”，[18 ]与王鏊论点相似。沈德符则从历朝实录具体的失误说起，他说：“本朝无国史，以历 帝实录为史已属纰漏。乃《太祖实录》凡三修，当时开国功臣状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 伏诸公所喜者，俱被划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荡灭无遗，后人搜括捃拾，千百之一二耳 。景帝事虽附《英宗录》中，其政令尚可考见，但曲笔为多。至于兴献帝以藩邸追崇， 亦修实录，何为者哉”，[22]（卷2）此外对明实录的批评还有很多，他们有的虽持论不 免偏激，但反映了明实录确存在许多问题。王世贞也认识到实录的缺陷，但他的论述更 为抽象，具有理论的色彩，他说“国史人臆而善蔽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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