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春秋封建说
此说由李亚农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曰：“周宣王以后，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 页，走进了典型的封建制社会。”[6]主张此说者有唐兰、祝瑞开、吴慧等。代表作有 ：唐兰《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1963年。《光明日报》 1962年5月10日刊逯立达《唐兰论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对其“春秋封建说”作了 较为详细的介绍）、祝瑞开《春秋初中期齐晋楚的封建主革命》（《西北大学学报》1979 年第1期）、吴慧《西周的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
3.战国封建说
倡导此说的主要代表人的是郭沫若，主张此说者有杨宽、吴大琨、田昌五等。代表作 有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杨宽《战国时代社会性质的讨论》 （《文史哲》1952年第5期）、吴大琨《论地租与中国历史分期及封建社会的长期阻滞性 问题》（《文史哲》1953年第2期）、田昌五《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问题》（《社会 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4.秦统一封建说
主张此说者有黄子通、夏甄陶、白寿彝、金景芳等。代表作有黄子通、夏甄陶《春秋 战国时代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白寿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 问题》（1977年讲话，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 中国历史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 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历史研究》1979年第2、3期）。白寿彝认为春秋战国 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秦统一，标志着封建社会确立。这一看法，在很大程 度上沿承了他的导师黄子通的学术观点。田居俭《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讨论三 十年》（载于《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版），将白寿彝列入 “战国封建论”者，并不确切，应为“秦统一封建论”者。
5.西汉封建说
侯外庐首先提出此说，赵锡元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代表作为侯外庐的《论 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赵锡元《试论中国奴隶 制形成和消亡的具体途径》（《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
6.东汉封建说
20世纪50年代，周谷城提出此说，70年代末，郑昌淦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代表作是 周谷城的《中国奴隶社会论》（《文汇报》1950年7月27日）、郑昌淦《井田制的破坏和 农民的分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7.魏晋封建说
主张此说者有陶希圣、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唐长孺、王思治、日知、赵俪生等。 代表作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论战》第2辑）、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 （《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和《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王思治《三论汉代是奴隶社会》 和《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它》（三联书店1980年版）、日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 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赵俪生《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角度来看我国 古史的分期》（《兰州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唐长孺晚年也主张“魏晋封建说”， 其关于古史分期的学术观点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已 有详细论述。
8.东晋封建说
此说由梁作干提出，代表作为梁作干的《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 帝国的灭亡》（《暨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二、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
在八种“封建说”，西周、战国、魏晋等三说为最强，“三强”之中，以“魏晋说” 最为丰富、系统，不仅成果多，队伍壮，而且还架构起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显示出强 劲的发展势头。“魏晋说”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局面，这自然与尚钺先生的研究和倡导是 分不开的。
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是由他的古史分期讨论而建立起来的。它曾将其古史分期 理论归纳为七点：第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和一 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才能引起新的生产关系的发生 和发展；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反过来，生产关系 也会对生产力发生作用和影响。”[7]（P354）第二，人类社会五种形态所经历的时间“ 越古越长”[7]（P355）。第三，除社会主义外，新的生产关系总是在旧社会内部开始产 生的。“在古代阶级社会中，不会存在着某种单纯的生产关系，而且相反，经常是许多 不同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前行生产关系的残留和后起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与现实的主 导的生产关系，经常交织在一起。”[7]（P295）第四，相似的历史现象因社会发展阶段 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会产生本质完全不同的结果，家庭公社、农村公社与农奴制大 庄园解体，均出现大量自耕小农，小农分化、破产，“前者为奴隶制提供大量的奴隶新 来源；后者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输送了广大的产业后备军。”[7]（P355-356）第五，古 代商品生产发展，商人、高利贷者日益活跃，他们一方面兼并小农，占有大量奴隶；一 方面腐蚀贵族奴隶主，与诸侯王“分庭抗礼”，这是奴隶制经济发展所出现的矛盾；第 六，奴隶制社会的矛盾，除奴隶与奴隶主、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外还有新兴奴隶主与氏族 贵族奴隶主的矛盾，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吴起改革、商鞅变法等，即属于这类矛盾， “其间并没有什么进行封建改革的意义。”[7]（P356）汉武帝“算缗钱”是贵族奴隶主 与商人奴隶主争夺财富的矛盾爆发。第七，关于法律，周文王“有亡荒阅”的规定、晋 铸刑鼎、子产作刑书，“既是针对奴隶的，同时也是保证新兴的富有奴隶主的利益。” [7]（P3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