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我用德语出版了一本关于20世纪历史编撰学的书。这本书曾经在1995年以西班牙文出版过，并于1997年在美国[1][2]进行了大幅度的扩充和修正。2004年春天，美 国版和德国版均被重印，我给两个版本都加上新的一章，主要是评论过去10年以及更早 期的历史编撰学的发展情况，而我过去对这些都未给予充分的注意。本篇文章就是关于 新增章节的草稿，希望读者批评指正。1993年的书容纳了过去15年间的部分重要事件。 1992年[3]，在冷战末期，福山（Francis Fukuyama）坚信自由市场经济和美国民主模式 将造福世界。然而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种乐观主义破灭，经济危 机造成经济停滞不前，贫富加剧，在巴尔干、中东和非洲撒哈拉沙漠所属地区，民族战 争爆发，并出现了新的冲突即所谓的恐怖主义。同时，全球化进程使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发生变化。同黑格尔一样，福山认为冷战的结束代表着历史的结束，并给全世界带来和 平和进步。后来，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4]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预见。所有这一切都 对历史思维和写作产生了影响。
在1975年[5]和德文1978年[6]的修正版本中，我对当代的历史编撰学进行了早期的调查，在1993年和1997年的书中，我淘汰了原来的观点。两本书都对历史思维和写作进行了显著的重新定位。历史学作为专业学科出现在19世纪，从那以后，前一本书以一种新的、面向社会科学的历史编撰学向历史学的旧传统挑战。旧传统把历史看成人文主义的或历史学的事业，寻求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并且重点限于狭义的政治。传统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独立学科。一些人向这种说法挑战，把历史同其他学科综合，特别是社会学、经济学和需要大量数据的人口统计学。在对过去进行“客观”重建的研究中，两种倾向都认为自己是科学的。基于对文献资料批判性的检验，前者避免了广义的概括，而后者的目的是模仿分析经验科学的方式进行概括。
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偏重于权力的研究，很多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如史学家帕索曼（Parsoman）、韦伯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于一些假设，传统科学和社会科学却不谋而合，即二者都确信存在真正的过去，并构成历史研究的主体内容。由此得出，客观地研究历史是可能的。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只能间接地知道历史，因为毕竟那是过去，并没有直接体验。然而他们相信逻辑假设使客观地研究历史成为可能，所以对历史的解释并不是任意武断的，只是受到了当时言论的限制。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方面，二者也存在共识。这样，他们就构建了一种“历史”（大写的History，Die geschichte）[7][8]，这个概念在什么与历史相关和无关方面做了严格区分。但对二者 来说，这种用大写字母来表示的历史的概念，把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排除在外。历史不 仅仅是科学技术史，还是政治、社会、教育发展史，对很多传统学者来说，也是精神文 明道德发展史。兰克拒绝黑格尔发展史的说法，认为太过于概略化，而确信存在着真正 的统一、进步和发展[9]。虽然他也说：“对于上帝，每个时代都为即刻”[9]，但是他 否认中国和印度拥有历史[9]，这就为西方社会的优越感和殖民资本主义合法化的意识 形态提供了正当理由。在我出版早期作品的期间，作为现代理论，“进步”一词被修改 了：世界发展遵循一种模式，即随着市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变化。根据此观点，所 有国家，包括最落后的国家，最终将遵循最先进国家即美国的发展模式，只有那样，如 今的资本主义才能是历史的终结。
第二本书的主题是对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社会科学历史典型进行评述。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及70年代的部分时间里，出现了一些社会科学发展的典型事例，对它们的评述必须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进行。历史作品无一例外地反映政治观点和价值观。专业编撰史源于客观理想[10]，但实际上，所有的历史作品都包含一定的意识成分，甚至即使有意避免价值判断，也难以做到。所以兰克对公正的探求仍然基于某些社会历史规范。历史科学的专业化和民族主义的兴起相互交织。德国人的所谓“科学派”致力于档案研究，为政治议程提供合法理由。相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秩序。例如，在法国，历史学术研究部分地遵循德国模式，倾向于共和与民主；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内战之后重建时期的历史研究为激进的民族歧视主义披上了合法化外衣。1945年以后，特别是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占主流，这与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经济繁荣稳定息息相关。曾经一段时间，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盛行所谓的“一致派”（Consensus School），对于冷战，他们认为美国不知道有严重的阶级冲突存在。这一切让我像相对认识论者一样，认为历史无标准可言。实际上，历史知识只是一种观点。诚实正直的史学家主观地认为存在着正确的标准，但他们在记述历史时也难免发挥想象。没有丝毫的想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想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历史不可能都是想象，因此以真实驳倒曲解成为可能。在历史编撰中，总是有不同的观点被提出，然后又被修正。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政治和文化的风云变幻中，社会科学兴起，平静的史学界产生意见分歧。美国的民权运动、前殖民地的反抗运动、越南战争、反破坏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出现，都表明全球资本主义存在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承袭了启蒙时代的某些理论，以后殖民主义历史理论[11]为基础，对现代社会的文明和价值观进行强烈的批判。
把后现代主义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分母”（注：关于自19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全面历史以及对其预设的批判性分析，参见Ernst Breisach,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and Its Aftermath（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显然太牵强。根据凯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1997年的观点，从18世纪的欧洲开始，人们运用真理、科学、技术，企图使社会平安幸福[12]，所有努力均招致失败，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人类得到解放，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认识。福柯（Foucault）认为，导致新一轮严重的统治剥削[13]的罪魁祸首并非是现代化的形成过程，而是启蒙运动。如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4]所说的那样，启蒙运动企图 把人类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主张把理性推广到全世界，创造了新的理性童话。这为20世 纪的恐怖统治提供了工具，并最终导致一场大屠杀，进步就这样被歪曲了，或者更进一 步地说，这种工具性真理的进步致使人性毁灭。历史已清楚地暗示，如果历史真有方向 性可言，那么也是邪恶的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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