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趋向，试图把政治从社会文化历史中排除出去，并相应地在传统政治历史中忽略社会文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建立于社会和政治的联系之上，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它一直忽略文化因素。令人奇怪的是，工人阶级被看成是无名群众，只是作为集体力量出现，而农民则被称为“一袋马铃薯”[38]。这种观点已经改变了。现在发现，文化不仅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且是权力关系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经验主义社会科学脱离政治而关注社会经济现实中的片段，很多新历史领域如妇女运动史把历史看作是权力关系史，但总的来说忽视了实际的政治领域的研究。传统的政治历史把重点放在国家、政党的矛盾上，国际关系被认为是过时的。的确如此，在法国年鉴史编撰中，在很多“新的”经验主义社会史中和很多新的文化史中，如“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中都有所反映。很多新文化历史的批判立场和很多后现代主义者的如福柯的观点产生分歧。妇女运动史把矛头指向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抗议把她们排除于政治之外。妇女们认为现存政策加剧了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不平等，但这种状况却未能引起微观历史研究者的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编撰学是个例外，但至少到葛兰西（Gramsci）时期，它还不认为文化是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德国历史学界一股重要的潮流，即“历史社会科学派”把政治置于社会经济中加以考察并提出疑问，为什么民主在德国没有实现，而在西方工业国家却得以实现了？国家社会主义怎样能夺取政权并实施恐怖暴力计划？[39]它对德国历史的悲惨历程给予结构上的解释，但却忽视了文化智力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人们认识到了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法国革命的研究强调了作为政治进程重要组成部分的智力文化作用[40]。
对大屠杀的研究也从强调宏观角度转向犯罪和受害者。说起受害者，我们已经在整理的采访和回忆录中提到了回忆的作用。克里斯托夫·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在以前的研究中用微观历史方法考察了汉堡预备警察大队大批屠杀犹太人的行为和个人动机[41]，他强调说，大屠杀不是一种抽象，也不是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历史学家的构建（places）[27]，而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对历史学家的影响的相互作用的结果[42]。
有两种倾向反映了研究政治社会历史的新方法，第一种是依靠对过去的记忆重新构建 ，其中包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个人回忆和群体回忆，例如想确立自己身份地位的国 家的回忆。一群法国年鉴史学家开始了对群体回忆的研究，已着手编写了几卷《回忆的 地方》[43]。
从那拉（Nara）称之为“活历史”的观点出发，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反对注重结构和进程的传统的年鉴史，并反对年鉴史和学术史倡导的抽象史。相反，那拉把研究重点放在历史地点、纪念日、符号、纪念物、节日、歌曲甚至奶酪种类上，因为这些构成了1789年以来的法国整体记忆和民族定位。近来，德国出现了类似《回忆的地方》的一组研究[44]。相对于学术史，“活历史”没有明确的方法去考证一组记忆是否正确。另外， “活历史”使人们不禁想起了一些成为政治工具的恐怖历史：仇视其他民族、少数民族 、宗教团体，如排斥闪米特人、排斥意图重建家园的美国南方黑人、挫败魏玛共和国以 及发动科索沃战争带给塞尔维亚人惨痛回忆。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对“民族神话”[4 5]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所有欧洲国家、美国和政治意识形成中的以色列，他们对关于 国家过去的大量回忆进行考证。历史研究能考证和修改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的历史记忆 。在一些《历史与回忆》[46]期刊中，许多以色列科学家已经考证了以色列政府对1948 年巴勒斯坦难民起源问题的态度。对大屠杀的研究得益于很多对生还者的采访和回忆录 。在苏联解体前，俄国回忆工作小组就采访了一些政治受害者。但是，这些证明的确切 性还有待于公认的标准历史考察法进行验证。
尽管过去的十多年有很多广泛和集中的讨论，但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观点对当代的历史编撰学影响有限。一些历史编撰学的观点和实践已发生变化。这并不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今日全球化时代，记述历史必须考虑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新问题的出现、包括更多层面的历史扩充、文化人类学的巨大影响和近年来历史编撰学领域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减少，已经使史学家对他们处理资料来源的方式重新思考。他们早已放弃了狭隘的科学主义和对现代文明化进程的信赖。他们还认识到以前的历史编撰学在很长时间里忽视了女性、少数民族、“第三世界”和那些生活在历史边缘的人。
在上世纪的最后30年里，历史写作已发生变化。过去，人们认为历史研究能发现历 史发展的壮观模式，并能完全表达过去。而现在，这种观点已被新观点所替代，即所有 历史都包含并反映了历史学家的观点。这种“认识”的典型不应被误解为是对后现代主 义理论当中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的支持。它企图打破旧的学术成就的限制，在稳固的认识 论的基础上研究历史。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雅克·德里达（Jacque Derrida） 和凯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不同，许多实践历史学家确信，没有研究就不可能有 真正的历史，并假定有过去的现实存在，人类在其中真实地生活着。这就把历史编撰学 与纯文学区分开来。因为对于过去是什么样子不能完全达成一致意见，所以解释的多样 性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观点。过去所谓“标准”学术史也有不同的解释。一旦我们知道了 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意识因素，也许我们会比所谓的“科学”历史学家更了解过去。历史 编撰学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但不能任意编造，而要遵循共同的理性标准。在广泛 的历史研究中，已经总结出很多理性标准。现在，没有一种典型理论能一直占优势。在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20世纪上半期，人们喜欢选择原始材料去叙述政治史；二战后， 人们愿意依靠经验主义社会科学；现在，出现了良好的多样性趋势。微观历史研究通常 忽视发生在宏观历史中的社会政治内容；相反，宏观历史研究中往往忽视微观史。现在 ，二者需要融合起来，二者都不能也不应该取代多样性的历史。在考证一些错误和曲解 的根源方面，历史学家能发挥重要作用。但历史学家要想批判地理解世界，必须抱着理 智公正的态度，接受普遍的理性研究标准。历史绝不能如一直发生的那样退化成宣传鼓 噪。
收稿日期：2004-08-04WWXXCK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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