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作为“枢纽”的庙宇：1920至1940年代村落场景中的“现代”与“国家”(6)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3:11:22 中国民俗学网 沈洁 参加讨论
(二)祠神崇拜的必要性 中国民间的祠神崇拜，大多发生于人们对神圣力量的具体诉求。这些诉求，既包括寻常情况下的祈福避祸，包括面临选择时对神灵力量的征询，对一些特殊需要的希冀，以及遇有疾病、困难不能解决时的临危请求等等。宗教社会学家所分析的，中国人的信仰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这一点毋庸置疑。1举1941年前后江西赣县七鲤乡的偶像崇拜为例，经调查全乡庙宇共有29庙，所供奉的神像则可以分为为祈福免祸、为祈雨、为镇压邪祟、为祈免虫灾、为求财、为崇拜而敬奉六类，均为仙娘、土地、龙王、虫王等偶像崇拜，而真正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的人，全乡却几乎找不出一家来。1可见，人们信仰什么，并不在于这些神灵的意义如何、宗教地位如何，而几乎完全系于神灵可以为实际生活带来什么。乡村建庙的动机，往往源发于某种神的特别崇拜，而某种神的特别崇拜，又是源发于农民生活上的某种问题： 如社会上坏人太多，社会秩序不安宁，就需要有个能制裁坏人的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这样就引起人们对关羽的崇拜，于是就发生了建关帝庙的动机。又如农民希望生子，就引起了对奶奶的崇拜，于是亦就发生子建造奶奶庙的动机，诸如此类，总之，我们从庙宇的种类形式上，可以找出他的动机，从建庙的动机上，又可找出农民在生活上所遭遇的实际问题。2 这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体系中，尤其突出——神灵是因为有所求以及有所规避才获得意义。 民国年间的学人总结迷信产生的社会根源，认为不出以下两端：一为“社会设备不完全”，由残缺一方面脱漏而使人入歧途，医药环境的恶劣是重要原因，病者除拜佛烧香、求神祷鬼以外无力求之于其他，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完全可以将对神佛的信仰归结为对现实困境的无奈选择。二为“社会发展不公允”，由侥幸一方面鼓励而使人入歧途，归究到根本，仍然是系于人类对自身命运的难于把握，于是将原因和希望都一齐寄托于那些神秘的力量之上。3 在生活环境未获切实改善之前，对依托于生存状态的信仰的剥夺是很难达到效果的，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大规模破除迷信运动底下，民间信仰及仪式的普遍延续： 人们所崇拜的偶像可以体现他们对于神灵的观念，无非是丰产的地土、水旱的灾害，人的忽然的疾病或死亡。这些所流露出来的，都是天然力的权变和影响对于乡民观感所产生的作用。4 祭祀满足农人解决实际问题的愿望，他们所得到的远不止精神上的一点安慰，这种安慰“就是实际工作上的力量”。5面目各有不同的现代主义者将民间信仰仪式斥之为迷信，但这些现代的、启蒙的论述却无一例外忽略或摒弃了对“迷信”生存背景的探究。于是，在反对迷信的声浪里，信仰仪式被整体性地化约为愚昧和落后的象征，它们身后的物质意义、与现实的关联，则被一笔勾销。 反迷信运动从表达至实践，均代表了国家力量进入传统社区，部分地造成了“地方性制度”的式微，比如信仰仪式衰落，信仰空间被征用、被削夺。但是，这些地方性制度显然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它们被外来的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与权力体系的控制与遮蔽，更多只存在于改造者这一方的论说中。在被改造者的那一端，信仰作为生活习惯强固持续；而改造者如若不注意尊重“习惯”，抵制与反抗便极易发生。我们所看到的平郊村，种种“新”的植入与变化，已然很平和，但庙里开办合作社时，仍可以听到村民讲：“这年头，什么事情都不能讲理，为当教室用，还把佛爷搬走呢，做买卖又算得什么？不过叫我绝不做。”6搬走佛爷，会被认为是“不讲理”，改造绝非通过论述可能完成，改造的实践更必须充分尊重村庄旧有的习惯。所以，在国家制度有所松动或者现存秩序出现波动的情况下，这些传统的地方性制度和知识极易作为村民重新寻求群体认同和稳定生活秩序的附着，被迅速唤醒。 因此，当“现代”“国家”与“村落”“传统”相遇，甚至进入到短兵相接的情境，常常看到的是双方的胶着。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源于现代力量内部种种表达与实践的矛盾；另一方面，则在于村落传统自身强固的生存逻辑所形成的与现代性的对峙力量。信仰作为生活、情感的依托和怀旧情结的表征，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恒久性，这便构成了与现代性形成对峙的力量来源。乡民据此安排生活、劳作，信仰是流动于其间具有自我更新和延续能力的一种资源，是积淀于村落社会的文化的克里斯玛力量。外来的“理性”或者“科学”无法完成替代，政治力量亦无法将其根除。本文意在呈现一种实境性的存在状态，描述要大于论述，取“察其渊源，观其流变”的立场。对这个乡村庙宇及围绕其间的乡村生活的呈现，种种依于情境变化而作的改变，它在现代风暴到来之时潜流式的抵抗与自我修复，都在在让我们看到，作为被论述者、被改造者，信仰所代表的“传统”会创造性地运用不断扩展的生活实践，柔性地对待现代与国家的侵入。庙宇既担负村庄生活内部的宗教、政治、经济、教育、社交、娱乐等功能，又成为沟通村庄与外部力量的中介，甚至可以说，“现代”的展开极大程度依赖、依附于“传统”。这便是反迷信语境底下，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之间渗透与反渗透、作用与反作用的历史。现代中国的确立过程，“国家”之于“村庄”、“现代”之于“传统”，由形形色色无法一言以蔽之的细节与具体所构成，而经验世界、历史进程的“反结构”与“反理论”，亦便体现于此。 （本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