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出版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勒·斯·斯塔夫里阿诺斯写的《全球通史》，包括《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两册。该书在宏观研究世界史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他提出了“全球观点”，认为从公元1500年起，世界历史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即由于西方国家对外扩张，各个地区间彼此孤立相互隔绝的状态开始被打破，人类全球性的联系真正产生了，世界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事件不能不带有世界性的影响。他注意说明重大事件的世界性质、世界影响，如一战的最重要的世界影响，在于开始了欧洲霸权的解体，这一过程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完成。这种瓦解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衰落、政治危机、殖民统治的削弱。他看到经济上西欧衰落与美国上升（工业、对外投资）这个变化，承认欧洲面对着工人的反抗，殖民地人民普遍进行解放斗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亚洲人民中产生影响。他强调“十月革命”和美国参战的世界影响，他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世界经济危机等的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都给予了重视。总之，他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分国家罗列的框架，从全球角度说明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但是，他对这些重大事件的地位作用未能说清楚，他贬低“十月革命”，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突出美国，可说是欧美中心。这本书的主要问题是，停留在描述一些历史现象，不能揭示新的时代及世界历史发展的本质。它不承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个历史大趋势。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史（第四部分）列的标题是：“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结论是西方国家经济上是衰落了，但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胜利了。这是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所决定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又出版了一部新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继续运用全球观点论述第三世界的整个历史。
1988年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著的《大国的兴衰》一书，轰动了美国，成为美国最畅销书之一。该书突出了两点看法，一是它把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500年各主要大国历史中生产、国家收入和军事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认为16世纪以来各大国的军事力量都建立在其经济基础之上，而军事优势的高昂支出又反过来削弱其经济实力，因为只有依靠经济力量才能支持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二是它把各大国的兴衰与国际体系联系起来考察，说明就国际体系而言，财富和力量总是相对的，即一个国家是否富强并不取决于其力量和财富是否强大和丰富，而是取决于其邻国所拥有的力量和财 富是超过还是不如这个国家。这些看法都突破了西方传统的历史认识，因为它是从历史 事件的内在联系上进行探讨，从一国的经济和政治军事的相互关系，从一国与国际体系 的相互关系来说明大国的兴衰和历史的演变。
在认识和阐述史学的问题上有突出贡献的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1908-1984）。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编写的《变动世界中的历史》一书里，就已提出必须 放弃朗克史学的传统，抛开欧洲中心论，为西方史学重新定向。70年代他主编的《泰晤 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版，1982年中文版）及该图的文字说明，提出“放眼世界， 展示全球”以及“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的观点。这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以欧洲为中心阐述历史的旧观点，并从宏观历史的高度来阐述人类 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避免了事件的堆砌和割裂历史。图集通过600幅彩色地图，反映了 从人类起源到1975年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和发展，表现了人类文明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 的不同发展水平，以及不同文明在历史上的成就、挫折和复兴。这本图集的文字说明被 汇编成书，叫《世界史便览》，共127篇文字论述，分别由80位西方历史学家撰写，集 中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世界史的系统看法。70年代后期，巴勒克拉夫受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委托撰写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它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来欧美 和亚、非、拉各国历史研究的重大变化及其原因，认为当代历史学的变化（新目标和新 方法的发展）是历史学的一个转折点。新目标是针对过去历史学的主线是政治史，现在 重点应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新方法提出要借鉴社会学、经济 学、人类学、计量分析，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等。这个转折点，从其规模和重要程度来 说，相当于预示着近代物理学诞生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说，即当代历史学的变化在人类认 识史上所导致的革命，堪与现代物理学和天文学的革命相提并论。他把这一变化看成是 历史学从伪科学向科学过渡。他的主要观点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需要用全球观点取 代欧洲中心论，需要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解释世界历史。这里说的全球观点，即超越民族 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巴勒克拉夫认为，世界史与国别史拼凑完全不 同，历史学家遇到的问题是：确立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那些事件具有“世界历史” 的重要性，而哪些不具有这样的重要性，他提出要用分析式取代铺叙式，要在研究广泛 的材料的基础上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深刻揭示历史发展演变的原因。以上介绍巴勒克拉 夫的这些看法是他考察了世界各国近几十年史学发展状况和趋势后提出的，反映了当代 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他的看法是有充分根据的，因而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他还停留 在提出问题的阶段，他的全球观点也只着眼于地理范围的扩大，未着力说明世界历史的 发展演变及其动力。
以上都是20世纪在世界史学上进行探索并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他们的成就和贡献是应得到充分肯定的。他们的共同问题在于，未能揭示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形态的变化，从而揭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社会是人类的集合体，离开这点，即离开了人与人关系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形态的变化，就无法说明社会本质的变化，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
大致与巴勒克拉夫撰写《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的同时，我国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不仅更明确地提出了世界史学存在的问题，并进而探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吴于廑认为，在西方史学中，欧洲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或本体的思想和世界史是各国各地区历史汇集的思想往往揉合在一起。代表西方史学较高水平的英国“剑桥三史”明显地反映了这两种思想。代表前苏联较高水平的另一部巨著《世界通史》，与西方著作相 比，其最大特点是，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 的作用，重视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历史，并且力求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发 展的规律。但是，它没有完全从“欧洲中心论”中摆脱出来，仍然以欧洲历史的分期决 定世界历史的分期，在这个分期框架下，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发展的模式分述各民族各 国家和各地区的历史。总之，西方的和苏联的世界通史著作都不是以世界为一全局，并 对它的发展进程进行综合考察的世界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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