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要以对历史的认识为基础，以纵通和横通为不断追求的目标，以具有理 论性和现实感为最终的归宿”（注：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16-324页。），这既是瞿林东先生的治学旨趣，也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史学 史的经验总结。
瞿林东是研治中国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的知名学者，著述丰厚，在史学史及史学理论领 域有许多开创性的成果。有学者认为：“总结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不 能不关注瞿林东教授的史学研究，不能不承认他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努力”，（注：王培 华《在史学领域的不断探索--读瞿林东著<史学与史学评论>》，《山西师大学报》19 99年第2期。）此言甚是。读过《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2000年6月 重印），即被他厚实的积累、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深厚的理论修养以及通识的眼光所深 深折服。与同类著作相比，《中国史学史纲》具有许多突出的优点，是一部长于理论思 考、纵贯横通、深具史家历史责任感的史学史著作。
一、理性的自觉与阐发
在20世纪80年代，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史学只有历史叙述，而没有理论，尤其 是中国古代史学。瞿林东不同意这种看法，曾提出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说，影响很大 。但又苦于拿不出充分而有力的证据，于是产生了总结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自觉 意识，长期以来孜孜以求，形成了多种著述，反映了他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的轨迹和对 史学史学科发展的理论贡献。
《中国史学史纲》是作者多年研究中国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的集成和升华，断断续续写 了十年。本书尤为重视对史学理论的总结和阐发，首先，每一章节标题的概括，都是作 者深入研究和反复思考得出的理论认识，正确揭示了各个时期史学发展的特点。如：先 秦史学冠以“史学的兴起”，秦汉史学冠以“正史的创立”，魏晋南北朝史学冠以“史 学的多途发展”，隋唐五代史学冠以“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与创新”，宋辽金史学冠以 “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深化”，元代史学冠以“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明代史 学冠以“史学走向社会深层”，清代前期史学冠以“史学的总结与嬗变”，清代后期史 学冠以“史学在社会大变革中的分化”等，无不体现着作者的真知灼见，都是作者深思 熟虑的理论总结。其次，作者以相当大的篇幅集中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成就。如 “导论”用8万余字论述了作者关于史学的理论认识，包括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史学史的性质和任务、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制度和私人著史、中国史书的特点、历史思想 和史学思想、史学与社会等理论问题。作者认为：从理论上认识史学的本质及其与之相 关的问题，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史学史的重要性，而且可以激发学习、研究中国史 学史的热情，从而提高学习、研究的自觉意识。（《中国史学史纲》“自序”，以下简 称《史纲》）又如：第一章第四节“历史观念的丰富和史学兴起的标志”，第二章第一 节“政治大一统造就了新的史学”，第三章第五节“历史思想的特点”，第四章第二节 “《史通》--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第三节“《通典》--第一部宏伟的典章制 度史”、第五节“历史思想的发展”、第六节“史家主体意识的增强”，第五章第一节 “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第七节“宋代史学批评的繁荣”，第八章第二节“历史批判 精神和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发展”、第四节“章学诚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第 九章第一节“史学的分化”等，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进行了挖掘、研究和集中的论述， 将我国历史上异彩分呈的史学理论一一展示在读者面前，是对所谓“中国古代史学没有 理论”论者的有力回答。粗略统计，作者在导论和各章节中集中论述史学理论成就逾20 万字，几近全书的1/3，这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视、发掘以及研究史 学理论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史学理论确实十分丰富，还有待于史学工作者对 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再次，书中还有散见各处的理论揭示和升华。如：作者认为《吕氏 春秋》“是集众人所著，旨在‘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以往多称其为‘杂家’，其实 ，它是伴随着政治上统一趋势而出现的意识形态上综合百家的反映”，“是从政治统一 的需要出发，提出了思想统一的要求”（《史纲》P.167-168）。班固说《汉书》“上下 洽通”、范晔说《汉书》“详而有体”，“概括了《汉书》在历史撰述上的特色和成就 。上下洽通，这是在内容上和思想上的要求；详而有体，这是在材料处理和表现形式方 面的要求”，“一是反映在全书内容上的贯通和博洽及其外部表现形式上，一是反映在 全书各部分内容之相互关系的逻辑思想上”（《史纲》P.204）。“司马迁以《太初历》 的颁行为《史记》下限，反映了他对历法与社会生活之密切关系的深刻认识”（《史纲 》P.182）。《通典》按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的次第编排， 杜佑“把封建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依次论述到了”，“体现了他对社会历 史的认识之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是关于社会结构认识的新发展（《史纲》P.330）。 都是作者从具体的典籍或史实中发掘出来的具有深刻意蕴的思想和理论。
二、“通”的追求
“通识”的观念，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周易》的“穷变通久”，《史记》的“ 通古今之变”，刘知几的“通识”眼光，郑樵的“会通”思想等，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 形成了“通史家风”的优良传统。瞿林东自觉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传统，在史学史及史学 理论研究中尤着意于“通”的追求。他说：“我的研究路径是：首先致力于一个断代史 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朝着贯通的研究方向努力，一方面朝着理论的研究方向努 力”（《史纲》“自序”）。作者对“通”的追求在《中国史学史纲》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
--纵通。从宏观上看，《中国史学史纲》是上下贯通的史学史著作，从史学源头- -远古神话和传说写起，直至20世纪，贯通古今，洋洋洒洒64万字；从微观上看，作者 对问题的阐发往往运用区分类聚、考镜源流的方法进行，贯穿着“通识”思想。如：关 于“史”的含义，作者揭示了其由史官到史书、再到史事的漫长演变历程，并指出：这 “是同中国古代史学的进步和人们对史学认识的不断提高相联系的”（《史纲》P.7）。 关于“史学”的概念，作者揭示了其始于东晋、内涵显现于唐宋而丰富于明清的发展变 化历程（《史纲》P.7-11）。作者还运用同样的方法揭示了“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史纲》P.12-16）、“史官制度的演变”（《史纲》P.24-28）、“修史机构的发展”（ 《史纲》P.28-40）、“历史思想的发展轨迹”（《史纲》P.51-71）、“史学思想的变化 ”（《史纲》P.71-88）等等，不胜枚举，充分体现了作者的“通识”思想，并向人们展 示了一种治史的方法；从内容上看，作者将先秦至明清史学作了系统的考察（甚至论及 当代史学），“一方面是尽力揭示各个时期史学的演变、发展，另一方面是尽力把握各 个时期史学面貌的特点，即在发展变化中看到特色，从而对中国古代史学有一个整体的 认识”，（注：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第320页。）如：魏晋史学的多途发展、宋 辽金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的深化等，都是作者对中国古代史学作总体考察后提出的独立 见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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