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通。在《中国史学史纲》中作者对史学发展的阐述，总是将其放在社会历史发 展的大背景下进行，既揭示了历史发展对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又说明了史学发展对社 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如：认为秦汉政治大一统造就了新的史学，创立了正史；魏晋南北 朝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潮相互论难的复杂局面，导致了这一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特 点等等，作者于各章中都非常重视对历史发展与史学发展关系的揭示。他强调：“研究 中国史学史，首先要以了解和认识历史为前提，这是真正的打基础”，“对于社会史的 了解和认识，之所以是进行史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不止前者可以给后者提供一个广 阔的背景，使人发现各种各样的史学现象、史学活动、史学成果是怎样产生的；同时， 这也可能把史学史的研究同社会历史演进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考察，使史学史的 发展跳出史部目录学的窠臼，而且也同历史文献学相区别，从而具有自己的独立品格” ，瞿先生的横通是从两个方面提出要求的，“一是十分注意到一定时期的社会发展对一 定时期的史学发展的影响，从时代的特点去捕捉这一时代的史学特点，从重大的历史事 件中去认识与之相联系的历史著作的思想、史实、价值，等等。一是十分注意到一定时 代的史学成果、历史认识对当时和后世所产生的作用，如历史借鉴作用、社会教育作用 、文化积累作用等等。这是关于史学与社会之关系的双向考察”，他认为“一定的时代 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时代的史学的面貌和特点；而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 部分，又会反作用于当世和后世的社会生活”，（注：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第317 -321页。）这是瞿先生《中国史学史纲》追求“横通”的主要方面。
--会通。在具体内容的分析和阐述上，作者注意中西比较、古今对照、融会贯通， 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关于“史学史的性质”，是在比较评论意大利哲学 家克罗齐“史学史是历史思想的历史”和梁启超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史学史是属于 学术思想史的范畴”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认识的。瞿先生认为，克罗齐把史学发展过程 即所谓“实际性质的历史”排斥在史学史之外，这样的史学史“既不能说明自己的发展 过程，又使对于历史思想或史学思想之历史的阐述失却‘实际性质的历史’这一基础而 变得难以理解”，“是不健全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史学史”（《史纲》P.19）。梁启超“ 对史学之‘实际性质的历史’给予更多的关注”，但“没有把史学史同学术思想史严格 区别开来，故于史学史之性质未能有清晰的阐述”，克罗齐和梁启超都没有中肯地指出 史学史的性质。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史学史的性质作了明确的界定（参见《史纲》P.20- 21）。关于“史学史的任务”，作者认为，这“是在人们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中逐步明 确起来的”，他考察了古代史家和学者班彪、刘勰、刘知几、高似孙、章学诚、赵翼等 对“史学史任务”的认识和描绘。指出“从自觉意识上提出史学史的任务”始于20世纪 20年代，梁启超最先提出，此后，中国史家不断有所探讨和发展，从金毓黻（30年代）、 刘节（40年代）到白寿彝（60年代、80年代），不断深化了对“史学史的任务”之认识。在 此基础上，作者对“中国史学史的任务”作了理论概括（参见《史纲》P.21-24）。作者 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和撰述，使读者感到其所得出的结论是顺理成章、言之有 据的。
--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这是《中国史学史纲》的重要特色之一，是作者在更高层 次对“通”的追求，充分体现了作者所具有的时代感、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瞿先生说 ：白寿彝先生“强调史学工作者应当把历史感和时代感结合起来，应当出其所学为社会 服务。这不仅成为我的座右铭，而且也是我用来指导硕士生、博士生的为人与治学的原 则之一”。他认为：“史学史的学习与研究应当以关注现实的历史运动和现实的史学发 展为出发点和归宿”（《史纲》“自序”），《中国史学史纲》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一方面，作者“在历史进程与史学发展方面，于横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相关历史时段 的社会面貌对史学发展的影响，于纵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史学自 身萌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相关历史时段中所显示出来的主要特点或发展趋势，从 而力图历史地和逻辑地来阐明中国史学的面貌”（《史纲》“自序”，参见前述）。另一 方面，作者在《中国史学史纲》中专辟了许多章节来讨论历史与现实、史学与社会、史 学与时代的关系。“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一节中，作者分析指出中国史家具有忧患意 识的历史传统，尤以两宋史家最为突出，认为“史家之忧，充分说明史家都是关注现实 社会的前途的”，“史家之忧，说到底是以社会之忧为忧，以天下之忧为忧”。（《史 纲》P.445）附录二篇长文，则是在世纪之交作者总结20世纪史学，展望21世纪史学前景 的文章。前一篇对20世纪史学发展大势、基本成就、主流思潮作了宏观把握，提出了世 纪之交史学研究的双重任务和学风建设问题，有高屋建瓴的气派；后一篇分析了20世纪 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及其规律、传统史学的历史命运、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批评了 掠人之说为己说、窃人之发现为己有的不良学风，认为这种学风“不仅危害今人，而且 殃及古人、贻误后人”，表达了端正学风的强烈愿望。这些都表明了一个史学家对学术 研究的崇高敬意，对时代对社会的庄严责任心和严肃使命感。这在瞿先生的其他论著如 《中国史学散论》、《史学的沉思》、《史学与史学评论》等中都有突出的反映。
--对民族史学的重视与阐发。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推动着中 国历史的发展，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 文化，他们的文化成果理应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加以认识和总结。中国史学史研究的 任务是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自然应该包含对少数民族史学成就的研究， 否则，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就是不完整的，也难以写出“贯通”的中国史学史来。早在19 85年白寿彝先生就指出过：“就中国史学讲，现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实际上还逗留在汉 族史学史的研究阶段。有的书里，也讲了《契丹国志》、《蒙古秘史》，那太有限了， 中国的五十几个民族，不能说每个民族都有它长久的史学，但有不少的民族确实是在这 方面有很多积累”。（注：白寿彝《在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载《白寿 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343页。）1989年，施丁先生 也指出：史学今后发展的方向是“通”，不仅要通古今，不仅要研究汉族的史学史，“ 对蒙、藏、回等各民族的史学史也要研究”。（注：见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00页。）事实上，许多少数民族如蒙、藏、回、彝等都 有自己的历史撰述和史学成就。但迄今为止，民族史学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的史 学史著作很少论及民族史学。
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是笔者所见论述民族史学成就最多最系统的一部。《史 纲》的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八节、第六章等，都是揭示和阐发中国 历史上少数民族史学成就的专章专节，总计约6万字，连贯起来看就是一部民族史学简 史。瞿先生将民族史学置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中加以系统考察，表明了作者对民族史 学的重视，体现了作者史学研究的宽阔视野和民族平等的思想。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再次 表明了瞿林东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通”之追求和对理论的深入思考，是一种更 深层次的“通”。
综上观之，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纲》是迄今所见部头最大的一部史学史著作， 是一部长于理论思考、纵贯横通、深具史家历史责任感而又翔实丰赡的著作，也是20世 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压轴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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