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栅栏形符号考察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8:11:17 《四川文物》016年第4期 严志斌 洪梅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严志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洪梅,中国国家博物馆 内容提要:栅栏形符号(“”)在巴蜀文化中的使用时间是在战国中期延至秦代,集中于战国晚期这一时段内;栅栏形符号主要发现于巴人的墓葬中,可能主要是巴人所使用的一种符号;“”形成常见的组合关系;栅栏形符号比较集中的出现于峡江地区的冬笋坝墓地与小田溪墓地,其所出墓葬的等级说明墓主在墓地内处于社会阶层的上层。 关键词:巴蜀符号、栅栏形符号、冬笋坝墓地、小田溪墓地 巴蜀符号器物的发现已久,许多学者曾作过不少研究,巴蜀符号素材已积累不少,学术界也付出了许多努力,到目前为止,虽然在资料整理、分期断代、符号的特点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的进展,但存在的问题与分歧尚有很多。要回答巴蜀符号的性质、内容、分类、特点、规律等问题,笔者以为应当充分发挥数字化统计分析技术的使用,调整研究范式,先摸清巴蜀符号的“家底”,厘清每一种每一类巴蜀符号的特征、变化、组合、地域、年代,才能考虑进一步的研究与解读。 运用考古类型学研究,对巴蜀符号器物重新进行尽可能细致的分期断代研究,并参考共出器物,进行各种统计分析,然后分析同一器物上的符号组合规律以尝试推求其语言学特征;符号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的分布、变化以推求符号在不同的时空维度的特征;分析符号与其载体性质的对应关系。如此才能尝试回答巴蜀符号的性质、内容、分类、特点、规律等问题。本文拟对巴蜀文化中的栅栏形符号(“”)稍作探讨。 一 “”形符号器物的考古背景与年代推定 所谓栅栏形符号,本作“”形。“栅栏形符号”之称是王仁湘提出的,他认为这种符号一般都作下部象圈围的栅栏,上部有三枝草木形的形象。①作为一种称名,笔者觉得是可以的,在尚不清楚其所表现的具体为何物的情况下,笔者也暂用这一称名,但笔者觉得所谓栅栏形符号表现的可能并不是栅栏,这是需要说明的。 就笔者所见,铸刻有栅栏形符号的巴蜀器物有以下18件: 1.上海博物馆藏铜戈 长胡三穿戈,戈身饰虎纹,虎身下延至胡末,双耳突出,越阑至内上,以包戈秘。戈援上有铭6字“竝之造戈”,戈内上也有巴蜀符号一组“”。通长27.4、援长19.1、阑高14.8、内长8.3厘米。此戈于1959年在上海被拣选,沈之瑜首先撰文介绍,释铭为“竝之造戈”,认为:“《后汉书》卷一一六载巴之先人‘稟君死,魂魄世为白虎’,证之出土巴器每多虎纹,或许白虎即是‘巴氏’氏族之图腾。此戈为巴国遗物无疑。”②后孙稚雏又将戈铭释为“竝果之造戈”,认为“”是姓氏,“竝果”是身居楚地的巴国贵族之名。故此戈器形属巴,而铭文有楚文字风格。③何琳仪则又释为“竝之造戈”,并认为“竝”是地名,即是新蔡葛陵楚墓竹简乙一14简中的地名“竝”,二者都应该读为见于《史记·楚世家》“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扦关以距之”的“兹方”。④董珊则进一步认为戈铭中的“竝”即是文献中的“兹方”、“兹邡”、“汁邡”,即后世的“什邡”。“竝”是楚在“什邡”最高官长的竝大夫。⑤如果此说成立,则此戈的年代应该也在楚肃王左近,是为战国中期前后。 图一 上海博物馆藏铜戈文字、符号拓片 2.重庆市巴南区冬笋坝M15出土铜矛(M15∶4) 骹部有符号(后3个符号也可能是的变形)。⑥M15为残墓,出土青铜兵器有剑和矛,青铜工具有削,陶器组合为豆、釜、圜底罐。从该墓的器物组合来看,未出现秦文化因素,从矛的形制来看,短骹,中脊突出,是为战国中期晚段的形制,故认为此矛的时代约为战国中期晚段。 3.四川绵阳市涪江沿岸出土铜剑 通长38.7、宽5厘米。剑身有符号“”。⑦该剑柳叶形扁茎无格,有中脊,近茎部两面铸巴蜀符号,长38.7厘米。仅从剑的形制来看,属于战国中期晚段。 图二 冬笋坝M15出土铜矛(M15∶4)符号拓片 图三 四川绵阳市涪江沿岸出土铜剑符号摹本 4.四川峨眉符溪砖瓦厂出土铜矛 通长16.3厘米,骹部两侧有符号“虎”。⑧该矛短骹,中脊凸出,直达矛尖,弓形耳。从形制来看,当属于战国中期晚段到战国晚期。 5.重庆市巴南区冬笋坝墓地采集铜矛(0∶4) 骹部有符号“虎”。⑨由于该矛为采集品,且报告中没有给出该器物的任何图片,仅能从周边墓葬的整体年代看,可能为战国中期晚段到战国晚期早段。 6.四川蒲江县盐井沟花样年华小区采集(2006CPH采∶4)铜矛 残长21、宽3.2、骹径2.4厘米。骹部两侧有符号“虎”。⑩该矛为短骹,弓形双耳位于骹上部紧贴叶底,叶较宽,弧形刃。中脊圆凸,具有战国中期晚段之后的特点,考虑到飞龙村盐井沟古墓葬均为战国晚期早段,推测此矛的时代为战国晚期。 图四 四川峨眉符溪砖瓦厂出土铜矛符号 图五 冬笋坝墓地采集铜矛(0∶4)符号拓片 7.重庆市巴南区冬笋坝M50出土铜戈(M50∶3) 内部有符号“王”。(11)M50为船棺葬,坑长5、宽1.2、深1.64米,墓底铺有一层薄薄的红色土,类似红赭石末,类似红赭石末,棺底铺上一层白膏泥。该墓随葬器物较多,铜兵器有钺、戈、剑、矛,铜容器有釜甑和鍪,陶器除巴蜀墓葬常见的豆、釜外还有壶、缶、盂、钵等,工具有铁斧、铁削,此外还有铜印章、铜璜、半两钱等,该墓的时代也为秦灭巴蜀(前316年)之后,属战国晚期早段。 图六 盐井沟花样年华小区采集铜矛(2006CPH采∶4)符号 图七 冬笋坝M50出土铜戈(M50∶3)符号拓片 8.重庆市巴南区冬笋坝M53出土铜印(M53∶11) 直径2.4厘米。印文符号“王”。(12)印文中的形符号,应该是形符号的变形。M53为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坑长3.4、宽1米,出土器物兵器有剑、矛,铜容器有鍪,工具有削,陶器组合为豆、圜底罐和盂,另外还出有铜印章和半两钱。从墓坑形制及随葬器物来看,以巴蜀常见形制为主,但同时出土了带秦文化因素的盂,及半两钱,说明该墓的时代已到秦灭巴蜀(前316年)之后,为战国晚期早段。 图八 冬笋坝M53出土铜印(M53∶11) 9.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M9出土铜剑(M9∶9) 通长58、宽5.5、茎长8厘米,有符号“虎王”。(13)原报告定M9为战国晚期,秦灭巴蜀之后;蒋晓春则定其年代为秦汉之际。(14)该墓出土铜兵器有钺、戈、矛,铜容器有釜甑、釜、鍪、铜工具有斤、削、锯,陶器有陶圜底罐、釜,另外该墓出有中原形制的铜盘、勺、盆、罍,及中原式戈、镞、楚式剑,以及带钩,铜铺首、玉龙形饰、绿松石等。墓中所出包含了中原及楚文化因素,却未见明显的秦文化因素,且根据所出器物中钺的刃部为圆形、束腰,短骹矛,中脊突出,柳叶形扁茎无格剑剑身较长等形制特点,我们认为该墓的时代应在战国晚期。 图九 小田溪M9出土铜剑(M9∶9)符号 10.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M1出土铜剑(M1∶22) 长39.5厘米。剑身有符号“虎,”。(15)M1为土坑墓,残墓,长6、宽约4.2米。绝大部分文物早已散失。发现大量铜器、陶器外,还有漆器残痕和残骨骸。蒋晓春定其年代为秦代。(16)该墓共发现8枚剑,长度39～66.5厘米不等,剑身较长,且剑身中脊两侧有凹槽,同时该墓所出的铜釜甑、铜盒、铜罍的形制特征都属于战国晚期,而墓中还出有灯台、兽头、铺首、编钟等巴蜀墓葬中罕见的器类,故该墓葬年代定为战国晚期到秦。 图一○ 小田溪M1出土铜剑(M1∶22)符号拓片 11.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M1出土铜兽头饰(M1∶38) 此铜兽头饰实为铜甬钟虡簨的构件,原报告中只摹出1个符号“”,笔者从发表的器物线图看,当有符号“”。(17)该墓葬年代定为战国晚期到秦。 图一一 小田溪M1出土铜兽头饰(M1∶38)及符号 12.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战国墓出土铜甬钟 高44厘米。鼓部有符号“”。(18)小田溪墓群的年代为战国中期晚段到秦,刊布的资料里没有提到这件甬钟的具体出土单位。其中M1出土14件编钟,且此钟上的巴蜀符号与M1虡簨上的巴蜀符号近同,所以笔者推测也是出土于M1。暂定该器物年代为战国晚期到秦。 图一二 小田溪战国墓出土铜甬钟鼓部符号 13.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M3出土铜矛(M3∶2) 长20厘米。符号为“”。(19)M3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四壁有夯打痕迹,四角略呈圆形,棺椁木质部分已朽尽,人骨架已朽,葬式不明。出铜铺首5枚,其中四枚成长方形对称排列,估计为棺上所钉。椁长为4.3,宽2米。棺朱漆长2米宽1米。该墓中出有一件四穿长胡刃内戈,戈上有铭文“武,廿六年蜀守武造,东工师宦,氶业,工”,该戈年代应为秦始皇二十六年,该墓的年代应在秦代。蒋晓春定其年代为秦代或秦汉之际。(20) 图一三 小田溪M3出土铜矛(M3∶2)符号拓片 14.四川渠县土溪镇城坝遗址出土铜鐏(01644) 通高17、底径6.2厘米。底部有符号“”。(21)据上海博物馆藏戈推测,可能是之省。此铜鐏为采集品,缺乏对比物。查阅发掘简报,简报认为该遗址的文化层最早为西汉早期。(22)但墓葬中有战国晚期甚至更早的文化因素。由于该器物所铸为典型的巴符号,故暂定该器物为战国晚期到秦。而装饰的云气纹有汉代风格,也不排除其年代晚至汉代。 15.四川新都河屯乡金牛山征集铜印 印文为“”。(23) 图一四 城坝遗址出土铜鐏(01644) 图一五 四川新都河屯乡金牛山征集铜印 16.四川宣汉县罗家坝遗址M24出土铜印(M24∶6) 直径3.8、高1厘米。符号为“”。(24) 图一六 罗家坝遗址M24出土铜印(M24∶6) 17.珍秦斋所藏铜印一 直径2.2、高0.9厘米。印文为“王”。(25) 图一七 珍秦斋所藏铜印一 18.珍秦斋所藏铜印二 直径3.1、高0.9厘米。印文为“王”。(26) 图一八 珍秦斋所藏铜印二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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