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本德尔]举证策略：以彝苗史诗民间物质文化和环境意象为例(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8:11:11 中国民俗学网 马克 • 本德尔 参加讨论
中国西南部的创世史诗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西南部收集到了大量创世/起源史诗和其他关于宇宙起源的叙述。其中的一些已经出版了不同版本，包括云南楚雄地区的彝族叙事作品《梅葛》和《查姆》、诺苏彝族的《勒俄特衣》（Hnewo tepyy,Book of Origins）、苗族古歌、近期才被世人发现的苗族史诗《亚鲁王》、云南西部佤族的《司岗里》、广西瑶族的《密洛陀》，等等。与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蒙古文和藏文版的《格萨尔王》以及蒙古史诗《江格尔》相比，以上提及的史诗知名度较小，但现在也开始有不少得到出版，并且对公共艺术、旅游业甚至广告业都具有影响。 环境批评家琼尼•阿达姆森（Joni Adamson）用“cosmographic（宇宙起源论的）”这个词来指带这样一类口头叙事作品：它们将世界看成一个多重的、由各种生命形式组成的空间，人类不一定是万物的中心和主宰。我从阿达姆森那里借用了“cosmographic”一词来形容中国西南部史诗的特点，这些史诗中充满了民间生命、自然和人为改变的环境的意象。 很多史诗中都充盈着民间文化的意象，比如说农具和农业实践，木工工具和建筑，编织、制毡、刺绣和服饰，打铁技艺，金属装饰、金属工具和武器，烹饪方式和民间医药，捕猎陷阱、网具和其他渔猎的工具，仪式用具和乐器，等等。以下是从《苗族史诗》中引述的一则例子： 来看造月的风箱， 若是打铁的风箱， 树木长在山林里， 树食用黄土长粗壮， 选棵好木来劀通， 风板拉杆拴鸡毛， 牛角拿来做把手， 这是打铁的风箱， …… 即使是在今天，仍有传统的传承人能够在给定的文本中辨识出许多意象，虽然有些意象如今只能在博物馆或当地人那里找到，而另一些意象中的指涉已相当模糊。因此，与通晓本土文化的人士和专家合作来进行视觉档案的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西南部的许多地区都是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在四川南部的诺苏彝族《勒俄特衣》和黔东南的苗族史诗中，均提及了中国西南部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正如我自己在2012年的会议论文中所陈述的，翻译苗族史诗最大的挑战在于辨认文本中提及的动植物。然而对于大洋彼岸的外国学者来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于运用电子邮件发送民俗事项的照片。这些照片中的许多已经出现在出版成册的书中。如果以数字化格式存储的话，书中就能收入更多的照片。滋养史诗的民间文化已经绵延了千百年，但如今，中国西南部的本土环境正由于现代化而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因此，关于一些动物和植物的指涉在野外更难以采录。收集传统文化中尚且存留的或在博物馆、高校中仍然保存着的指涉，就成为当务之急。 为不同的史诗观众收集和展现照片和视频 著名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Lauri Honko）曾指出“文本化的过程”（process of textualization），在这一过程中，一篇叙事从“传统资源”（poolof tradition）中诞生，进而被演述者学习并演述，最终被演述者的观众所接收。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观众中包含民俗学家和其他民族志工作者，将听到的史诗转化为纸质或数字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史诗会经历各种形式的改变和变异。目的明确地收集数字影像的行为也是文本化过程和接受过程的后半阶段。 史诗文本的载体可以有多种形式，其中至少包含三种主要的表现形式： （1）传统的纸质印刷书本形式：文本，笔记和图像； （2）各种数字/网络形式：网络文本，笔记，图像，视频，超链接，交互维度； （3）杂合形式：印刷书本，CD，网页，交互维度（例如像维基百科这样的形式，不同的资料提供者可以不断向其中加入资料）； 在我看来，为一个史诗项目准备和使用数字化图像的过程至少包含以下几项举措： （1）关于民俗方式、自然环境或人为改变的环境的意象在史诗叙事文本中被辨识出来，这些意象中有些是“已知的意象”，譬如黔东南苗族史诗中的花和犁。这些已知的意象很容易与读者的知识相呼应。另一些是“未知意象”或“模糊的意象”，比如苗族史诗中关于古老星座的指涉。这些意象对于研究者和信息提供者来说，尚不明确。 （2）存在于田野中、私人收藏或者博物馆以及网上资料库里的关于“已知意象”的纸质或数字化的图像资料。 （3）试图厘清存在于田野资料中、当地传承人或当地博物馆里的“未知意象”的含义。 （4）建立囊括了图像和辅助性评注的图像银行/图像数据库。 （5）将图像与文本匹配运用，同时运用适当的评注。 （6）为有视力障碍的用户配备适合的图像字幕，正如现在Drupal项目中要求的那样。 以上举措包含下列过程，比如收集、誊写、翻译以及编辑以便向不同受众出版或展示。对意义进行阐释和展示的重要举措包括以笔记、照片、视频和补充性评注的方式收集和传递支持性材料。如果文本是以交互性的方式（即维基的方式）展示的，其中的信息则会不断被加入和被更新。“图像银行”或者在线数字影像数据库的概念（比如说，与蒙古史诗《江格尔》有关的图像）对史诗领域以外的学者同样有益。同时，我们还可能需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决定了照片和视频的组成因素，关于文本中特定部分的图像是如何被构架和呈现的，思考一幅图片是如何胜过千言万语的，思考图像是如何有助于建立阐释权威的。具体的技术性问题涉及平台/网络项目，这些项目制造理想的“充满意义”的文本，这些文本涉及观众，涉及对图像的文本化索引，也涉及对熟知史诗中文化谚语（包括图像）的人的训练。 结论 各种资源可让我们用对史诗文本的接受来填充指涉的鸿沟，而对史诗文本的接受也包括数字图片和视频等。当前，我们处于一个可以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有目的地收集图像和传统知识以支持史诗文本和图像的时代，但也处于一个口头传统和传承人正在消失的时代，正如朝戈金教授所指出的，“就在我们眼前”消失。通过经改进的文本来吸引学者观众群，并向其他可以提升史诗受欢迎程度的机构提供资源，这样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加大，由一系列图像支持的数字化文本的生产也正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科技发展的脚步是迅猛的，形式是多样的。因此在选择未来的传递形式时，就更需注意。这也带来了对后勤问题和实施这一项目所需人力的思考。最后，合作和分享的机会也由于科技进步而大大增加，我希望我们能加强合作，更充分地在工作中利用图像和视频。 (原文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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