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实现了由神性史观向人本史观的历史性飞跃。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下 分离出来，以批判精神记载人类的伟大功业而不是用虔诚的笔调记载神明的恩赐，这是 希罗多德之于史学发展的突出贡献。柯林武德曾指出：“历史学对于希罗多德来说是人 文主义的，而与神话的或神权的都不相同。”[6]以希波战争为例，对于希腊人最后获 胜的原因，希罗多德摒弃了神秘主义的认知倾向，把它归之为希腊装备精良、纪律严明 、行动敏捷、领导有方以及处于防御优势的结果。在希罗多德看来，命运与神是有区别 的，神只是命运的传递者和力量的执行者。尽管《历史》中还或多或少存有神示、灵光 、朕兆等神性先验遗痕，而且在解释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时，还存在不同程度 的天命观念，但天命的体现者神灵和命运最多只是希罗多德在说明人们一定活动的终极 解释，通常他更重视纯粹世俗的原因，如英雄人物的意志和行为、国家制度的优越性、 道德和民风的优劣、历史的根源等一系列具体的因素，在他的史著中天命事实上服从于 历史，而不是历史依附于天命。
再次，创造性地运用了理性批判的史学研究方法。希罗多德从“保存功业”和“垂训 后世”的历史功用出发，认为史家在记录和撰写历史时，应当力求真实、客观，秉笔直 书，既不轻信传说，更不党同伐异，只有这样，历史才能起到惩恶扬善、教育后人的作 用。希罗多德著述《历史》，史料的搜集可谓是宏富的，但他并非不辨真伪的兼收并蓄 ，而是认真考证，予以取舍，以求保存信史；在史学著述的方法上，希罗多德实现了对 联想和神喻等传统史诗创作手法的扬弃，转而注重对史料的批判分析与逻辑概括。汤普 森曾对希罗多德的理性批判方法这样评述：“下列都是希罗多德构思出来的：历史不只 是一些突出的、并不相互连贯的事实的排列；在它们表面上的混乱下边，必然有一种统 一性和连贯性的存在；历史家的职责就是区别比较重大的事实和比较细小的事实并以适 当的顺序把它们联系起来。”[7]希罗多德以理性批判的精神和态度，致力于历史真知 的探求，其行为实践应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它无疑需要极大的实践勇气和强烈的个 性创新意识作支持。对此汤普森赞叹道：“虽然我们可能认为希罗多德有些轻信，但在 批判精神方面，他还是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8]
第四，开创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先河。希罗多德的《历史》虽然以希波战争为主 题，但却不仅仅只涉及古希腊人方寸之地的历史，而是他那个时代希腊人所知道的世界 范围的历史，除希腊本土之外，它还涉及到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等许多 地区，为我们展示了古代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风貌，它俨然如一部小型的百科 全书，记述了当时各地的宗教信仰、神话传说、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及名胜古迹等等 。史家狄奥尼修斯曾感慨地指出：“希罗多德把历史提到更高的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 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 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都结合在一起。”[9]正是基于希罗多德独特 的世界眼光和对东方文化表现出一视同仁的睿智和态度的认识，巴恩斯才不无肯定地说 ：“希罗多德首先发现了文化史之意义。”[10]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社会文化史概念 的近代内涵，而从广义上理解，希罗多德的《历史》确应是西方最早的文化史著述，只 是希罗多德这种文化史的传统后来由于修昔底德政治军事史学被确立为西方史学的正统 地位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埋没了，直到18世纪伏尔泰等人倡导“文化史观”， 才又重新提出了“回到希罗多德去”的口号。
最后，发展完善了史学新的编纂体例--历史叙述体。希罗多德的《历史》首次使史 学著述实现了从诗歌的韵文体到散文叙述体的历史飞跃，纵观9卷本的《历史》，它既 始终以希波战争为主题而保持着一种比较紧凑清晰的逻辑脉胳，同时又恰当运用史诗和 戏剧变换时空的手法，以晓畅生动的语言、引人入胜的史事情节，把多种多样的体裁镶 嵌到一幅具有使人惊异的艺术感情和艺术节拍的和谐图画中，从而构成了一部历史真实 性与思想艺术性高度结合的鸿篇巨著。卢里叶认为，《历史》“把严肃的科学内容跟有 高度艺术性的表达方法结合到一起；他的《历史》也正是由散文写成的史诗。”[11]历 史叙述体由《历史》首创，以后修昔底德在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又进一步把编 年体与叙述体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西方传统史学的正宗体例。
三
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的勃兴不过是古典时代希腊文化繁荣创新之斑斓图景中的微缩 特写，但它从一个侧面生动折射了古希腊文明不甘因循墨守、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生命 律动。然而任何创新都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都必须以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机制为前提 ，即如恩格斯所说：“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 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12]古希腊文明之所以展现出繁 荣创新的勃勃生机，自有其深厚广博的内在社会文化机理。
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及其孕育之公民精神为文明的超越创新开拓了广阔的自由空间。古 希腊城邦区别于古代东方早期国家形态的突出特性就在于城邦的统治权不是归于一个特 定阶级，而是归于由占有数量不等私有财产的公民组成的公民集体，虽然富有的公民在 公民集体中会占有一定的政治、经济优势，但他们却不能脱离公民集体而实行单独的统 治，他们必须或多或少地和由平民组成的大多数分享政权，公民的集体统治是城邦的精 髓，其集中体现就是定期召开的公民大会，这种民主政治，一方面通过各种措施限制任 何形式的独裁倾向，如十将军委员会、贝壳放逐法、公民陪审团等，城邦的一切重大事 务都提交到公民大会上由公民通过集体辩论和投票来解决，另一方面又尊重公民的独立 人格和个性自由，保证城邦所有公民能够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对古希腊文化繁荣的主要 创造者--自由公民中的平民阶层来说，他们不再象东方专制国家的平民那样处于无权 的地位，而是作为对城邦利益负有义务和责任的主人角色参与国家的各项建设。随着公 民参与城邦事务的热情的提高，知识、价值观和思想技巧也逐渐由以前的秘传转而成为 公共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广泛自觉的城邦公民精神的培植和有效激发，可以说是古希 腊文明不断超越创新的坚实群众基础和不竭动力源泉。希罗多德著述《历史》即是这种 公民精神的真实体现，他著述《历史》并没有任何的官方授意或支持，而是纯粹出于公 民对本国光荣历史、杰出英雄人物的宣传表彰和教育、凝聚公民社会的责任义务。
古希腊城邦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文明创新的深厚社会文化底蕴。古希腊文明繁荣 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文化的多元发展，无论在哲学、文学、史学领域，还是建筑、艺 术、科学领域，它都堪称后世的楷模。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在哲学中及在其他许多领 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他们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 保证了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13]这种多元性文化高度发 展的重要原因在于希腊人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它又反过来促进各个文化艺术门 类不断推陈出新，以适应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希腊古典史学的繁荣发展则深刻体现了 这一原则。伴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当希腊人对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地理沿 革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而渴求真实的多样化的解释时，这种社会文化需求就会自觉 推动若干史家对他们力所能及的领域展开研究。不同的历史认识主体基于多样化的社会 精神文化需求而展开的多层面、深广度研究，无疑孕育了史学等各文化艺术门类百家争 鸣、推陈出新的繁荣景象。诚如丹纳所说：“时代的需要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 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了一条发 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14]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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