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淡薄的泛神论宗教观念为思想自由和文化创新开辟了有利的认知空间。著名古典 文化学者安·邦纳曾指出：“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 它注重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15]浓郁的人本主义观念意识使希腊人在宗教的问题上 相比较于东方国家就显得较为淡薄，神人同形同性的多神信仰一直是希腊人主要的信仰 形式，这就避免了东方国家一神教那种大一统的精神束缚，而且泛神论的古代宗教在希 腊并不是压抑人的因素，相反它构成了古希腊人半世俗半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并常常促 进人间的欢乐。这种半世俗半神性的宗教观念反映在古希腊人的思想和文化活动中，即 体现为一种强烈的思想自由意识和旺盛的超越创新追求，他们往往如同古希腊悲剧中的 人物，明知命运和神灵的可怕，但是仍敢于向其挑战。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古犹太人 的《旧约全书》基本上可谓是同时代的，但由于两者所处的不同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 导致了对传说与神话研究整理的目的和结果上的不同，前者以理性批判的精神致力于对 人类以往真实历史的探寻，进而创立了史学，后者则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和目的出发，旨 在证明一神崇拜的合理性，于是完善了宗教。当然宗教在希腊人的生活中仍拥有道德的 、信仰的、预卜的功能，影响着希腊人思考和认识世界的能力，但这种影响是极为有限 的，它取决于每一个具体的人。
古希腊“面向世界”的开阔胸襟和谦虚学习态度促进了外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融汇。 任何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赖于对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谦虚学习和继承 ，在这一点上聪慧的古希腊人可谓是深得要旨。如丹皮尔所观察到的，“早期希腊哲学 家所搜集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 ，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在这些事实上， 他们又加上一些事实，然后，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对它们加以理性的哲学考察。”[1 6]从《历史》中我们看到，希罗多德在对待与其他民族的态度上，始终能一视同仁而不 存在任何偏见，认为各民族之间应取长补短互相尊重，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忘记从古老的 东方汲取一切营养，他甚至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和智慧的摇篮，在哲学思想、宗教信仰 及日常生活习惯等方面，他总是对东方的“舶来品”感到神往。开放政策还吸引了大批 富有才智的外邦人来到希腊，雅典一度成为各方文人才俊的荟萃之所，“哲学家、作家 、文学家、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1 7]这些外邦的学者文人以自己卓越的才华，为雅典文化繁盛与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古希腊富于探索冒险、开拓进取的民族特性契合于文明创新的内在要求。民族特性与 民族文化发展两者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但从历史发展的线性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趋同 性来看，由于民族特性的形成主要受制于该民族所生活的环境以及在这一环境条件下所 产生之经济发展道路的特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民族的特性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发展 ，而民族文化的发展则又丰富了民族特性的内容。古希腊邻近爱琴海、地中海，岛屿众 多，海岸线曲折，独特的地理环境把古希腊人引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公元前5世
纪，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几乎垄断了整个地中海的贸易，雅典的制陶、皮革、酿酒 、榨油、造船等工业名扬地中海世界。以发展海外贸易、抢占国外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商 品经济发展不仅为古希腊文明的繁荣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培植和熏陶了 古希腊民族勇于探索冒险、勤于开拓进取的民族气质秉赋。这种极富个性的民族品格， 使古希腊人不再轻易满足于对外部世界静态化的既有认知，反而表现出对自然奥秘和人 生真谛的不断系统化逻辑思考和认知创新。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它（指民族精神或 特性--作者注）具有严格规定的一种批判精神，它把自己建筑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 它生存和持续在一种特殊方式的信仰、风俗、宪法和政治法律里--它的全部制度的范 围里--和作为它的历史的许多事变和行动里。这就是它的工作--这就是这个民族。 各民族都是以它的事业造成的。”[18]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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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人民出版社。1972.第6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第112页。
[14]丹纳。《艺术哲学》[M].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第35页。
[15]张广智。《克丽奥之路》[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第9页。
[16]丹皮尔。《科学史》[M].商务印书馆。1979.第47页。
[17]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第242页。
[18]黑格尔。《历史的哲学》[M].三联书店。1956.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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