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更 认为“好谈致用”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弊端，结果乃至一无所用。他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 史料”，“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注：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0年版，第5页。）
这种以求真为最高目标，为学术 而学术的科学精神，日后便成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共同主张。
在真理观上，对真理的相对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一、真理不是绝对的；二、真理是无所 不在的。换一句话说，科学上的真理，不是说实际是这样，而是说大家见得这样。”（注：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54页。）
这就 把真理与人的主观认识和感受联系在了一起，使真理有了很大程度上的相对性。“科学用不 着 问绝对真理是什么，自己一样的可以前进去做他的工夫，而且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 一件事体能够求出他的真关系，就是一件事的真理；今天的真理，能够经得起各种试验，就 有今天存在的资格。若是明天有一个较大的真理发现了，使我们今天的真理觉得有些不满足 ，那么，明天较大的真理，自然会满足明天的需要，我何必为今天的抱杞忧呢？”真理的相 对性不仅与人的主观体验和感受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要接受现实实 践的反复检验。甚至认为科学的目的“在发现事物关系的法则”的同时，“在把事物的关系 做一个单简的完全的无矛盾的叙述。”（注：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56～57页。）
把人的认识借助于语言加以叙述，这就使认识带有 了更大的相对性。在科学性和真实性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说：“但以为科学的智识就是完全 真实，却不免与希望绝对真理陷于同样的错误。”明确指出，科学的知识与完全的真实是 两个概念，“完全真实不过是理想上的事体，事实上我们所能得到的，不过是切近的结果。 ”这些观念都深深地影响着历史学家的思想主张。（注：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114页。）
胡适说历史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任你涂抹任你打扮；像一块大理石，就看你把它雕刻成什么形状；像一百个大钱，看你是把 它串成十个十串的，还是二十个五串的。这些都是在说历史认识相对性的方面，他的这种言 论与上面我们所引的几乎有如出一辙之感，足见胡适等人所受科学观念的影响。再比如，关 于绝对真实的问题，在事隔二十多年后，傅斯年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辞》中说：“史学可 为绝 对客观者乎？今姑不置答。”（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56页。）
到晚年，他在《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 刊辞》中说：“这个主观与客观之争，不是绝对的是，绝对的非。”“想以客观为理想而去 努力，尚且弄得不客观，一旦完全把客观放弃了，认以为是不可能的，不需要的，那真不得 了。这样弄下去，不特学院的严肃失掉，而且必生出来一种神经紧张病，是必然看不清事实 的。……所以，我想客观之一事在社会科学和在自然科学一样，是个理想的境界，寤寐求之 ， 尚且求之不得，要是放弃了这个目标，历史的真实真不知将成为什么样子。这对于社会科学 之进步，必然是一大障碍了。”（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64～365页。）
关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就像轨不能为圆，但它是一个无 限接近的过程。这与上述对真实性的看法，也是一样的，所以，前些年，我曾把胡适、傅斯 年等人的史学视为“科学史学”，（注：侯云灏：《傅斯年史学思想散论》，《山东大学学报》1992年1期。）
目的就在于说明他们的史学主张与科学的密切关系。
1927年出版的汪奠基编著的《科学方法论》，是一本用于新学制高级中学的教科书，书中 辟有专节论述“历史科学方法”。本书不仅明确把历史学纳入到科学的范围，作为教科书对 中学生讲，而且还对历史科学的方法进行了总结。书中认为“历史的方法是间接的方法”， “历史家没有选择，只有凭籍它可以达到过去的事实。虽然间接推理有许多不完全的条件， 但是它可以导入科学的认识。”（注：汪奠基：《科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27年初版，第196页。）
汪奠基认为历史科学的方法包括证据批评、事实结构、批 评方法三部分。今天看来，这三个部分正是新历史考证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科学家眼中的史 学观，正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出本世纪初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当 年 历史学界发生的大事有，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出版；王国维、康有为、李大钊的谢 世；中国和瑞典等国的科学家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对我国西北史地进行科 学考察；李济著《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出版；《燕京学报》创刊；清华研究院《国学论丛》 创刊；赵尔巽任主编的《清史稿》付印；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出版；傅斯年、顾颉刚等创 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为院长。
本世纪初的科学观念包括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对史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均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于人文学科领域所产生的社会科学，是此期人文社会 领域所发生的重要变化。20世纪前半期活跃的史学家大多数拥有很好的自然科学素养，他们 早年多主攻自然科学而兼及人文学科。比如鲁迅、陈垣、郭沫若等早年都是学医的，傅斯年 、陈寅恪等留学德国时，自然科学课程是其主修科目之一，主要受到的是一种自然科学知识 和自然科学方法方面的教育和训练。郭沫若说：“在日本的学生时代的十年期间，取得了医 学学士学位，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也没有继续研究医学，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5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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