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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史学”再认识

自章学诚《文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 慈、金毓黻、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者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 有论及。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至今尚未有大致统一的认识。上述学者的论述 ,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二个重要学人。本文在 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一定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 研究,并概括其史学学术特点,以期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 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 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 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 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 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 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 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 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 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 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 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 ”,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 》,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 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 》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 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 。”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 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 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 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笔者认为,作为史学流派,浙东史学就其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浙东史学形成于南宋。南宋时期,是浙东地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政治 上,朝廷偏安江南,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经济上,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 政策受到冲击;学术上,学无统绪,理学家空谈性理,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 浙东学派的各个分支,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虽有不同的师承,但在同一时 期、同一区域,面对同一社会问题,形成了在学术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叶适、陈亮、 吕祖谦等浙东学者都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或伏阙上书,反对屈辱求和;或身临前线组织 抗金,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 提出学术经世。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 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南宋是浙东史学的形成时期和第一 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清代前期是浙东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逐渐取得统 治地位,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浙东学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元明时期的浙东史 学,虽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学家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处于低谷时期。及至明代中后期, 王阳明崛起于姚江,泛滥诸家,批判朱子理学的教条,主张经史合一,学术思想领域开 始活跃起来。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 的发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 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他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 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万斯大、斯同兄弟是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以布衣领 明史馆,独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黄、万,奔走山海之间,搜讨遗音,表彰先哲;邵廷采 亦尝问业于黄宗羲,尤善言明末遗事。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浙东仍有邵晋 涵、章学诚出,继承黄宗羲之统系,形成浙东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浙东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动,西 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以 史学为武器,用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浙江,温州有宋恕、陈黻 宸、孙诒让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远承南宋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近袭清初黄宗羲 的学说。绍兴蔡元培受同里平步青、李慈铭影响颇深。戊戌后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 识陈黻宸、宋恕、章炳麟,过往频常。章太炎原名炳麟,因仰慕黄宗羲(太冲)、顾炎武 ,故别号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尝自称余姚人(注:《余姚文史资料》第二辑有 《章太炎为何自称“余姚人”》一文。)。其思想感情、治学方法都与浙东学派相近, 世人亦把他看作浙东人。如宋恕在《日记》中称其为“余姚”(注:《宋恕集》第935页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炳麟少受学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 ,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他们以杭州、上海为中心,过从甚密,或促膝相谈, 或信件来往,学术旨趣,皆究心于史。浙东史学此时又呈现出新的景象,成为当时“新 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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