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永逸]庙宇宗教、四大门与王奶奶——功能论视角下的燕大乡土宗教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40 中国民俗学网 岳永逸 参加讨论
摘 要：在社会学本土化的诉求中,燕大社会学系始终与国际学术同步发展。1930年代盛行的功能主义很快被燕大社会学的师生融入到了对其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的诸多研究之中。在此潮流中,基于考现的平等交流和参与观察,摒弃了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偏见的乡民信仰实践不再是"迷信",而是宗教。在偏重于社会制度和文化功能认知而对庙宇宗教和四大门宗教精彩的"热描"中,王奶奶成为活生生的人神、妙峰山红火的香火呈现出更清晰的纹理。作为社会制度的香头、家庭宗教的提出以及拜神求佛之"家务事"属性的发现,对全面深透的认知中华文化与中国社会也有着非凡的价值。 关键词：乡土宗教；庙宇；四大门；王奶奶；热描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平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民间文学及民俗学研究(1937－1949)”(14BZW153)阶段性成果。 一、功能论与燕大社会学系 1922年，主要由甘博(Sidney.D.Gamble)出资赞助，步济时(John.S.Burgess)任系主任的燕京大学(燕大)社会学系成立，[1]其开设的课程以及研究成果多与宗教相关，侧重服务于宗教。1918年9月起，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当时还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甘博和步济时受1914年美国“春田调查”(Springfield Survey)的影响，开展了对北京的调查，其成果即至今意义非凡的《北京社会调查》。[2]因此，燕大社会学系初期的师生对社会调查并不陌生。1926年起，燕大社会学系系主任开始改由中国学者担任。先后出任过该系主任的许仕廉、吴文藻、赵承信诸人都有着留美的背景。这样，因为教会大学本身的特色、教职员工的构成与社会学的学科特色，燕大社会学系与欧美的同行始终有着密切的交流，或请进来，或走出去。在从许仕廉开始一以贯之的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诉求下，[3]燕大社会学不但始终与国际接轨、力求同步，民俗研究在燕大社会学也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是其十大研究之首。[4] 1932年秋天，许仕廉迎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Ｒobert.E.Park)来燕大讲学。派克将其以研究美国都市为主的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系统介绍到了中国。派克的到来和献身说法，将作为时空单元，也是研究者可观察的“社区”(community)意识，注入到了费孝通等年轻聆听者的学术生命之中。[5]1935年10月，燕大社会学系迎来了当时翘首世界的功能主义大师布朗(AlfredＲadcliffe-Brown)。在燕大讲学一个半月的布朗，系统地介绍了其偏重于初民社会研究的功能论与比较社会学。作为当时在欧美学界势头正旺、影响正盛的社会人类学流派，燕大社会学系的师生们对功能论表现出了师法的热望。1936年，燕大社会学主办的《社会学界》第九卷就是“纪念布朗教授来华讲学特辑”。该辑刊载了布朗的《社会科学之功能观念》、《人类学研究之现状》、《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原始法律》诸文中文译文的同时，也刊发了吴文藻写的导论式的《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林耀华《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杨开道《布郎教授的安达曼岛人研究》、赵承信《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等诸多重量级文章。 在推介功能学派的过程中，用力最勤者非燕大社会学系时任主任吴文藻莫属。先后撰文介绍 过法国、德国、美国等社会学研究诸多流派的吴文藻，在多方比较中最后选择了功能学派。他认为，实地研究的精神和实际应用价值兼具的功能学派是“社会人类学中最新进，而亦是现今学术界上最有力的一个学派”。[6]这一认知，实际上与西方学术发展的自我修正相吻合。在美国，以派克为代表的研究都市的人文区位学倡导的社区研究，虽然偏重量化，有着更多的统计分析，但文化与区位、人口一样，是人文区位学的三大核心要素之一。与此迥异，殖民霸权色彩浓厚的初民社会研究始终都关注文化。在功能主义这里，文化是各种制度互动形成的整体，对这些制度的配置与使用即功能。这样，都关注文化的社区研究与功能研究在吴文藻、赵承信、杨堃等中国学者这里，殊途同归。1938年，费孝通、贾元荑、黄迪三人翻译的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的《文化论》在《社会学界》第十卷刊发。为了人们更好的理解马氏的文化功能主义，紧随费孝通等人的译文之后，吴文藻刊发了其长文———《文化表格说明》。 1938年，时任社会学系主任赵承信开始张罗、主导燕大“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前八家村)的研究。之所以命名为“社会学实验室”，而不再像此前的燕大社会学系的清河试验区那样称为“试验区”，是因为在经过对社区研究和功能论的学习消化后，赵承信等人明确将调查范围限定在调研者可以进行全方位整体观察的“小社区”。距离燕大不到半个小时脚程、人口不足三百人的平郊村[7]正好符合这个条件。尤其是，建设中国化社会学意念的延续与进一步强化，使得燕大社会学系师生们不仅重视经验事实的获得，同时也将调研者如何在平郊村展开研究纳入观察的范围。[8]这样，因为要将服务于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调查”提升为带有学科意识、问题意识并对叙述的事实进行比较、解释说明的“社会学调查”，[9]再加之时局动荡，不得不终止的燕大社会学系的清河试验区反而递进为了平郊村这一精致的社会学实验室，以此服务于中国化社会学之认知论与方法论的建设。 因为功能学派原本就与以涂尔干(mile Durkheim)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之间有着诸多的渊源以及交叉重合，一直力推法国社会学并倡导民俗学社会学化[10]的杨堃，同样对功能论发生了兴趣。1937年入职燕大社会学系的杨堃在平郊村这一“社会学实验室”展开时，当即成为其中坚。在这一学科意识明确的实践中，杨堃在向学生力推局内观察法与法国民俗学、社会学以及民族学等诸多理念的同时，也推进着功能论在平郊村研究中的具体实践。在他的精心指导下，1940、1941两年，燕大社会学系的学生写出了一批有着明确“社会学的民俗学”意识的民俗学志，[11]范围包括平郊村的村宅、人生仪礼、岁时节日与乡土宗教等，诸如石堉壬的《一个农村的性生活》、陈封雄的《一个农村的死亡礼俗》、李慰祖的《四大门》、虞权的《平郊村的住宅设备与家庭生活》，等等。这些“大致全可满意”的论文，在此前的中国民俗学界与社会学界，“尚均未曾有过”。[12]于是，在研究者可全面观察和把控的“小社区”或社群中进行微观细描，强调各种制度的功能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影响，就是在杨堃指导下的研究胡(狐狸)、黄(黄鼠狼)、白(刺猬)、柳(蛇)之“四大门”、平郊村延年寺之“庙宇宗教”等民众实践的宗教———乡土宗教[13]的基本特色。 二、局内观察的考现 与同期的海淀阮村、冉村一样，[14]平郊村这个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城郊村落，是个“城乡连续体”。因为与燕大和清华大学比邻，并长期作为两校师生的观察以及实验基地，平郊村在城乡之间、都市文明和乡土文明之间的边际性、过渡性更加明显。一方面，它保持着乡村固有的家庭组织、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它又受到都市经济以及西洋文化、战争的影响，从而过着两种生活。正因为如此，指导本科学生在平郊村采用局内观察法进行社区研究与功能研究的赵承信、黄迪与林耀华，更为关注平郊村的人口、政治组织、鸭业、农业、手工业、教育、医疗、家族等形态与城市之间的紧密关联，并尝试呈现其社会组织、经济形态、生计方式、生活习惯和文化特征等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混融性。[15]与上述几位稍有不同，1937－1941年在燕大社会学系任教的杨堃所指导的毕业论文，更关注在平郊村这个“时空连续体”中个体的生命历程、岁时节日与宗教日常。那么，平郊村这一社会学实验室的研究，是如何将人文区位学的都市社区研究和比较社会学之初民社区的功能研究综合运用，并进行“一种方法的试验”呢?赵承信曾总结道，研究者自己下乡的详细记录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言行互动的记录，都是方法论的题材。试验研究法就是“在控制研究者自己的活动”，记录活动则是“为控制试验的初步工作”。[16]平郊村研究是在1939年暑期开始的，所以是教师和学生一同下乡，每星期四至五次，每次都由燕大社会学系在平郊村的主要合作者、向导，时任的平郊村小学校长H君带领，拜访五、六个农家。开学之后下乡次数相对减少。大四学生因为毕业论文搜集资料，每星期至少下乡一次。同期，教师约每月下乡一次，以联络村民和指导学生。寒假期间，大四学生就搬到村里居住，在与村民朝夕相处的日常中进行调研。大四学生毕业了，大三时选修过社会研究法课程而接触平郊村民的学生顶替上来，继续研究。[17] 作为平郊村研究的亲历亲为者，杨堃也曾有所总结，并强调这些基于田野作业所获取的材料 与可能有的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关于实际研究的方法，我们全是采用民族学家调查初民社区的方法，亲入农村，与农夫结为朋友，过着农夫们的生活。从自身的体验与观察之中，以取得实际的资料。大部分的论文，全是这样得来的实际的报告。文献的资料，仅是供参考与比较而已。”[18]对于此前基本没有记录与研究，抑或被各色精英武断地视为“迷信”的四大门宗教，李慰祖更是只能采取局内观察法，探查其详，穷究其理。 为了展开调查，李慰祖先行学习了平郊村一带乡民的土语，尤其是四大门宗教中的“行话”。在展开调查时，他竭力避免自己局限于一两个人提供的信息，尽量与更多的人直接交谈，以获取广泛而全面的信息。对于香头的内部知识，即“秘密的部分”，如同黄华节(黄石)早些年所倡导和实践的那样，[19]作为“忠实的信徒”，李慰祖亲自去不同的香坛求香。为此，他到老公坟王香头、南长街土地庙二号王香头、清河镇东南的仓营村开香头等香头的香坛，为祖母求香;到西柳村王香头香坛为舅母求香;陪同学高郁武等到海淀碓房居刘香头香坛求香。因为这些实践，李慰祖与众多香头形成了良性互动，获得了香头们的认同。[20]这种亲力亲为的“以身试法”，迥然有别于16年前顾颉刚等人调查妙峰山时，“假充了朝山的香客”，[21]只动眼动手，却不置一词的“闷葫芦”式默不做声的旁观笔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