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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永逸]庙宇宗教、四大门与王奶奶——功能论视角下的燕大乡土宗教研究(3)


    在村民的神灵系谱中,坛仙,又较庙神低下一等。京郊丫髻山和妙峰山等庙宇中都供奉有的王奶奶,是四大门的总管,老娘娘又是王奶奶的上司。[41]为了获得同行的认可,一个香头不得不在师父的带领下前往丫髻山或妙峰山等地,例行性开顶,并以师门为单位,带领各自的善人年度性朝顶,从而保持与王奶奶和老娘娘之间的制度性联系,以得到后者的庇护和加持。仅以海淀杨家井十九号的张香头所在的四大门为例,他本门各香头及善男信女、治好的病人,每年要在不同时日前往各山寺朝顶,分别是:(1)三月十五,天台山;(2)三月十七,东岳庙;(3)三月二十八(小建)、二十九(大建),丫髻山;(4)四月初六,妙峰山;(5)五月初一,通州李二寺;(6)八月二十,潭柘寺。[42]这样,四大门宗教自然而然被整合进了庙宇宗教体系之中。反之,通过众多不同门派香头及其徒子徒孙与善人,四大门敬拜在相当意义上影响了一个庙宇香火的兴衰。
    不仅如此,四大门仙家还直接现身说法,以其灵验,为一个庙宇催香火,从而使该庙的香火猛然兴旺起来。清末时北京城灯市口东口的二郎庙一度香火的兴旺和1930年代北平西边八里庄佛塔香火猛然的灵验,都是因为四大门的入住。关于后者,后来还形成了俗语,“八里庄的塔,先灵后不灵”。[43]李慰祖早年的这些观察和记述,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20世纪末,潜在的胡仙使庙宇香火红火,却是光明正大的佛祖应着盛名,仍然出现在陕北。[44]
    与此同时,在一个香坛,香头常常将佛、神、仙并置,将庙神反向纳入四大门的敬拜体系中,哪怕是这些神、佛居旁位,也不降神附体,从而形成了一种反向的涵盖关系。与同期多数香坛都是将老娘娘、王奶奶同龛供奉不同,海淀碓房居六号的刘香头香坛有大佛龛三个,正中佛龛供奉的是玉皇、右边佛龛是观音,左边佛龛是药王。[45]此时,香坛已经如同一个缩微版的庙宇了。
    四、冷描与热描:人神王奶奶
    要充分理解这些基于功能主义对乡土宗教研究的意义,就不得不简要回顾此前的关于妙峰山研究的学术史。作为在京郊沿袭数百年的信仰圣地,妙峰山一直有着金勋、奉宽那样的人在默默地关注并记述。光绪二十二年(1896)开始朝山进香的满族人奉宽,在持续近三十年的参与观察的基础之上,对妙峰山进行了一丝不苟地记述和考证。[46]见到此书稿的顾颉刚,先是惊奇,继而佩服、汗颜,并由衷赞叹,力促其正式出版。作为朝山者中一员的奉宽,除记述香会朝山的基本情形外,相当一部分精力都在记述香道沿途的风物、地名、金石等。人们为何朝山,为何要敬拜老娘娘,香会究竟怎么组织起来,朝山敬拜与日常生活有着怎样的关系并不是奉宽试图回答的问题。此时,奉宽这个“局内人”反而更多的是跳出来的“局外人”,乃他者。
    将妙峰山声势浩大的敬拜实践带入精英视界,并鼓动知识精英探究的则是1925年顾颉刚一行5人的妙峰山调查及其成果,《妙峰山》。[47]作为学界对妙峰山调查的开创性成果,顾颉刚等人的调查实则是旁观式的、游客式的。这些有着开创精神并敢于丢下书本的学人更多的是将自己看到的会贴等文字抄录下来,却疏于和香客平等的交流。如此,妙峰山敬拜依旧是平面的、被观看的,并将之移植到了香客、民众的日常生活之外。在看到奉宽的著述之后,顾颉刚对之“正式的调查”“这才是调查的形式”等赞美,主要是针对奉宽所录材料的详实度:“几十字的固然不缺,几百字的也不加刊删;一件东西的行格、尺寸、地位,记得一丝不苟。”[48]
    作为有着平民精神、革命意识的历史学家,[49]妙峰山香会始终在顾颉刚的学术帝国中有着位置,并尝试深入研究。根据《顾颉刚日记》第二卷和第三卷可知,从1929年到1937年他在燕大任教的9年期间,不管有无经费支持,只要有可能,他就前往,共计在庙会期间再上妙峰山六次,只有1930、1931、1935三年未曾前往。1929年5月17日(四月初九)至19日,回到北平的顾颉刚又张罗组织了人均花费9.24元的自费“一八妙峰进香调查团”,除在现场与众人商定调查及写作题目,事后还审读了周振鹤写就的《王三奶奶》一文。[50]这次调查的成果是同年7月《民俗》69-70期合刊的“妙峰山进香调查专号”。客观而言,无论是偏重于文献的罗香林对碧霞元君的研究,还是偏重于田野的周振鹤的王奶奶研究,都详尽了很多。除了感受、观察,调查者也有了与香客、会首之间的访谈交流,并且在18日归程时将调查范围扩展到了北京同祀老娘娘的“三山五顶”[51]之一的天台山。然而,依旧关注香会的顾颉刚因为往返两日“未逢一香会”,在感慨“北平之衰落”的同时,[52]也根据他四年前的经验对妙峰山敬拜做出了“垂尽的余焰”之判断:“大约这种风俗,一因生计的艰难,再因民智的开通,快要消灭了”[53]1933年4月29日(四月初五)到5月1日,顾颉刚与叔父顾廷龙、潘由笙一道上妙峰山。[54]此次调查,只有顾廷龙写出了一篇报告的上半部分来。[55]不知何故,除在日记中有所呈现外,1929年后的6次调查,顾颉刚本人都未再就他感兴趣的妙峰山写出文章来。
    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遗憾,而且是只有为期两三天的调查,但即使放在当下,1925和1929年两次有顾颉刚参与、指导的调查成果都是丰硕的,而且是里程碑式的。如果正视包括妙峰山在内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诸多以敬拜为核心并集中呈现乡土宗教的庙会在21世纪依旧红红火火的事实,那么顾颉刚当初“快要消灭了”这一似乎理性的预言与期望,明显是落空了。为何数次前往妙峰山且睿智的顾颉刚会对朝山进香这些乡土宗教出现误判?其根本原因或者是他只顺应了自己的逻辑以及学术兴趣,而始终都试图教育、唤醒民众的俯视姿态与革命心性。[56]换言之,虽然他率先走向了妙峰山,走向了香会、香客,但他并未能真正与之打成一片,成为他们的朋友,其蜻蜓点水式短时间在妙峰山上下摇曳的身影,事实上依旧游离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之外。
    以此观之,无论是从民俗学史的角度而言,还是从乡土宗教研究史的角度而言,采用局内观察法,真正与乡民、香客结成朋友的燕大社会学系师生对乡土宗教的功能论研究就意义非凡。整体而言,这些研究不再先入为主地将乡民的宗教视为是需要改造的“迷信”,而是成为了研究者自己的,研究者不再是冷漠的他者,而是热乎亲切的局内人。尤其是对于京畿一带人神王奶奶的敬拜而言,因为李慰祖、陈永龄的努力,此前被研究者看到的王奶奶成为了香头的与信众的,研究者之客位的王奶奶变为了信奉者主位的王奶奶。李慰祖的四大门研究更是史无前例地全面而忠实的记述了北平郊区以王奶奶、老娘娘为上级神灵的四大门宗教的内部知识,并揭示了其之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内价值”。[57]
    传闻,王奶奶,是京东人氏,亦说天津人或天津三河人。她本是位老娘娘虔诚的信徒,因修行而成神。每月初一、十五,她都前往金顶妙峰山上香。平时,她为人扎针、瞧香治病,无不奇效,远近闻名,生前就被信者视之为神。在奉宽的记述中,金顶上王奶奶殿中的王奶奶,“塐村媪像,着蓝布衣,缠足,神采如生。天津人奉之极虔,称为王三奶奶”,并认为其是《汉书》所载之媪神,富媪,之遗韵。[58]同时,奉宽也提到王奶奶是妙峰山香道上最早创立茶棚之人的说法。在朝顶中道之关帝庙东南隅,有善人给王奶奶修建的墓地。墓前小碣正中题写有“王奶奶之墓”,左行题“创化施主,建立茶棚”,右行题“同治十二年孟夏,敬善长春众等重修”。[59]根据周振鹤1929年的调查,至晚在民国四年(1915),坐化后的王三奶奶已经享有了香火,信众为她在金顶妙峰山建起了小庙,塑上了神像。民国十二年(1923),善人在那时同样庙祀老娘娘的天台山为王奶奶修建了行宫。
    或是因为王奶奶确实是三河人,或是为了强化王奶奶与天津地界的关系,天津香客格外崇信王奶奶。20世纪20年代妙峰山庙会期间,天津有数百个“带香会”。带香会或团体或个人,专门带人前往妙峰山进香。在庙会前,带香会在大街小巷张贴小黄报条,上书:“金顶妙峰山朝山进行,天仙圣母,王三奶奶,有香早送,由某日起,至某日止,送至某处。”有心而不能亲自朝山的,就到纸马香蜡铺买檀香木制的香牌,交付带香会。香牌上同样是将王三奶奶和天仙圣母并列。在天津天后宫的楼上,也供奉有王奶奶之神像,神像为身穿蓝布老式裤褂的七八十岁老妪。[60]
    在通往妙峰山金顶不同香道的茶棚中,尤其天津人设立的茶棚中,王奶奶不是与老娘娘平起平坐,就是居于配殿,不少茶棚还配祀有四大门。在北道,天津同心堂设立的双龙岭茶棚正殿中,王奶奶与老娘娘、观音比肩而立;在大峰口施送馒头粥茶会,王奶奶与胡三太甲(胡仙)一道供奉在配殿;1932年,天津乐善社在磕头岭设立的茶棚会中,其配殿供奉着王奶奶;1934年,天津人张玉亭在苇子港/贵子港设立的茶棚中,王奶奶和大仙堂陪祀在正殿中的老娘娘两侧。[61]在中北道,响墙茶棚、青龙山朝阳院茶棚中,王奶奶同样陪祀在老娘娘旁边。响墙茶棚还有一个单独供奉老仙爷的小庙,仙门青龙司。青龙山朝阳院茶棚内还有柳十大仙静修、黄七大仙静悟、白二真人馨顺、柳四真人长真的神位。[62]
    1925年,顾颉刚在妙峰山看到的王奶奶与同年天津天后宫中供奉的王奶奶样貌雷同,也是“青布的衫裤,喜雀窠的发髻,完全是一个老妈子的形状”。[63]仅仅4年后,周振鹤在妙峰山看见的王奶奶已非老妈子模样,而变为菩萨了:“头上戴着凤冠身上披着黄色华丝葛大衫。脸带笑容,肤色像晒透的南瓜蒂腹,红中带黄,盘膝坐。像高约五尺。”周振鹤也注意到,信众为了强调王奶奶由人成神的真实性,在王奶奶的塑像边还摆放了其真容:“用黄铜镂成的一座屏风式的镜框里面,嵌着一张在丁卯年摄得的六寸半身的灵魂照片。”在王奶奶座下,还有两座高尺许的神位,上首是“南无三界救急普渡真君柳修因之仙位”,下首是“南无引乐圣母驾下胡二爷仙长之神位”。[64]在庙会现场,还有《妙峰仙山慈善圣母王奶奶平安真经》、《灵感慈善引乐圣母历史真经》、《慈善圣母王奶奶亲说在世之历史大略》和王奶奶的表牒、印章在传播、使用。不仅如此,几乎每个香会在灵感宫内老娘娘前上过表牒之后,就立即到王奶奶殿叩首焚表。换言之,此时的王奶奶在妙峰山不但与老娘娘分庭抗礼、争抢香火,还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其实,不仅仅是善人、香客在散播着王奶奶的灵验,追封其为神圣,能够出入紫禁城中的各色人等、金顶的和尚,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这一火热的“造神”运动之中,使得王奶奶与老娘娘平起平坐,甚或更灵验于老娘娘。在奉宽的记述中,光绪中叶,慈禧和光绪“二圣”曾经在颐和园遥观各路朝山之社火:“每山期逢驻园,则朝山各社火献技于此,两宫隔垣亲览焉。”同时,奉宽还提及慈禧为金顶灵感宫御书了“慈光普照”、“功侔富媪”、“泰云垂荫”三块匾额。[65]到1933年,在助善的江仲良以及是年77岁高龄的香会总管陈永立等人的口碑中,已经有了传闻中慈禧题写的“功侔富媪”牌匾是专门钦赐给王奶奶的说法。同年在金顶,以灵感宫主持僧宗镜的名义发散给香客的传单———“进香劝善歌接此一张带福还家”上的附录中有王奶奶灵验的故事。在这个传说中,王奶奶被说成是明末人,广施善行,清初在妙峰山坐化,乃肉胎仙,同时借民国初年其给天津刘姓香客显灵的故事,王奶奶与天津的渊源继续得以强化。[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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