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以上介绍的各论文以外，通过对出土资料的分析来探讨不见于文献的文化系统的论文比较引人注目。对出土资料，特别是对青铜器，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分析的研究，迄今为止在数量上并不太多。去年有平尾良光《古代中国青铜器的铅同位素丰度》（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9），长友恒人、横田胜、外山洁《范的发光现象真赝判定与X光解析法的成分分析》（泉屋博古馆《纪要》16）。特别是前者，通过对包含在出土青铜器中的铅同位素比率的分析，推测了铜的产地。还通过对铜的流通过程的分析，论及了国家构造的变化。据此可知，二里头铜器的原铜产地都在渤海湾沿岸，而进入商代以后，二里头铜器的原铜和三星堆出土的铜器一样，都使用了四川产的铜。但是，殷墟第二期以后，华北本地产的铜在比例上开始增多，到了商代末期，四川产的铜在华北已几乎没有流通了。从这一现象中可以推测：二里头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是两个疏远的存在，或者在时代上存在着先后；定都于安阳的集团，在定都初期，继承了使用四川铜的传统，但由于铜器生产的激增，从遥远的四川运送原铜已不现实，从而，华北本地产的铜在比例上就大大地增加了。甲本真之的《环东中国海的先史渔捞文化》（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历史学65）一文，对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九州沿岸出土的钓具及其鱼种作了全面分析，指出：这一广大的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存在着经常性的文化交流。末房由美子《关于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出土的臣虎大方鼎》（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9）指出，该鼎出土于远离中原的江西地区，其特异的造型，融合了不同渊源的多种意匠。并对该鼎各种造型意匠的传播路线及时代作了考察。冈村秀典《龙山文化后期的玉器传播》（《史林》82-2）首先确认了陕西省北部出土的玉器来自山东或长江中下游地区，然后在这一观点之上，考察了玉器实物和意匠的地域间交流。
在以上介绍的论文以外，考古学的论考则不胜枚举。小柳美树《稻及诸神的源流》（常木晃编《粮食生产社会的考古学》，《现代考古学》3，朝仓书店），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关于中国各地稻作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状况，与前面提到的《中国的考古学》一样，用平易的叙述介绍了最新的知识，是一部有用的概述书。林巳奈夫《围绕石家河文化的玉器》（泉屋博古馆《纪要》 16），将石家河出土玉器中所见的动物、神像的意匠特点与历来出土地不明的“龙山晚期”玉器群作了比较，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神像与文献记载中的诸神作了比定。广川守《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带钩编年及使用形态（上）》（泉屋博古馆《纪要》16）一文，对迄今为止尚不清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带钩形式变化和编年作了更加精确的考察。在作者的下一篇论文中，还将考察其变化及多样化的背景，值得注目。堀大介《中国井的出现及其发展》（同志社大学《文化学年报》48），考察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水井的地域特点和技术发展。蒋卫东《良渚文化的钺》（中村慎一、高木晃译，《古代学研究》145），通过对良渚文化各期出土钺的考察，找出了随着时代的推移，钺从实用的斧逐渐演变为礼器的轨迹。横田祯昭《中国新石器时代葬制的考古学研究》（岛根县立国际短大《纪要》6），对近年来中国学界将二次葬与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生结合起来考察的各种研究加以重新探讨。末次信行《围绕殷墟西北冈王陵区117号小墓》（《邮政考古纪要》27），总结了其先前撰写的《殷墟“有功者”的墓葬》（上、中、下，金兰短大《研究志》26～28，1995～97年），并对李济关于这一墓地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弓场纪知《中国瓷器的起源》（出光美术馆《研究纪要》5），对商代原始瓷器的出现到汉代青瓷的出现这一段瓷器发展史作了总结。还有，后藤雅彦《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研究》（琉球大学法文学部《人间科学》4），从该地区遗址出土品的分布这一点上，考察了商文化的传入以及该地域内各势力结集的强化过程。
与冈村秀典、宫本一夫那样通过出土文物在广阔的时空中考察历史的动态相比，限于某个特定的地区，对活跃在这一地区的集团的历史进行再构筑的论著为数也不少。西江清高《西周时期关中平原的“”集团的位置》（《文字与文化》）一文，力图探索周代政治社会的实态，指出，通过考古发掘得知的活跃在关中平原的“”这个集团不见于文献，从这个集团的出土遗物的构成特征及其与散、矢的密切关系上可以推测，这个集团原来应该居住在秦岭山脉的南侧，随着周王朝的势力伸张，该集团被纳入周王朝的伞下，成为关中平原与外部地区接触的桥梁。这一见解，对商周王朝的国家构造，尤其是对通过“封建”或“神灵威压”来支配诸侯国这一统治体系的分析，或许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此外，还有如下一些成果。丰田久《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家”》（《文字与文化》）称，在周王的统治下，周王一方面是“周邦”和“四方”的君主，同时还十分重视自己的“家”。与“家”相关的嫡妻及祖先神在铭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与权威的保持有着密切的关系。池泽优《西周金文中祖先祭祀的对象》（《文字与文化》）一文，以虢季氏、微氏的铜器群中复原出来的家系和铭文中的祭祀对象为线索，推测当时的祖先祭祀大约以四代为限，在四代之内则被认为是同一集团，超过了四代，则成分支。竹内康浩《关于西周金文中的“天子”》（《文字与文化》），对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天子”这一称号作了分析，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天子”的称号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与“王”是同义词，因此，两者间的互换并不含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只是一种纯粹的美称、尊称，没有后代那样象征着统治权威和正统性的意思。池泽优的另外一篇论文是《洛阳出土传世品青铜器研究（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8），对没有发掘报告、传为“洛阳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逐一进行了探讨，作了庞大的记录。这是一项需要坐冷板凳的工作。作者的意图在于找出建设成周这件大事的重要性，从而在此基础上来探索周王朝的构造。这一研究，全部完成还需要时间，我们期待着以后的成果。松井嘉德《周的领域及其统治》（《中国史学》9），从铭文中复原出了这样一种循环系统，即：周王通过“命”或武力迫使其统治下的臣下献纳贡口，然后将这些贡品再分赐给臣下。也就是一种贡品的再分配循环系统。另外，松井在另一篇论文《仲山父的时代》（《东洋史研究》57-4）中，从在周王朝中枢机构任职的人的名字前普遍带有排行这一现象出发，推论在当时的权力机构维持过程中较多地导入了或保持了氏族制原理。
基于青铜器铭文等出土遗物，不受古典文献的拘束，对西周以前的历史所作的研究，其成果如何才能与战国时期编撰的文献资料中所描述的商周历史联系起来呢？这一类的研究是值得重视的。这种研究并不是将两者简单地拼凑在一起的研究，也不是用一方来填补另一方的研究。通过今天的重新探讨，不是简单地将后世文献中描述的商周历史视为“被歪曲了的形象”，重要的是对之进行重新探讨的过程及其背景，也就是说要回答“为什么要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有意义的研究来。例如，末次信行的《〈春秋〉中与农业、气象相关的记事（下）》（金兰短大《研究志》30）。作者以前曾经研究了商代与气象、农业有关的卜辞，并将之与后世的文献史料作了对照。这一篇是在以前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对《春秋》的相关记事所作的分析。与麦类作物丰歉有关的记录，被系于收获前的冬季，从这一现象中可以推测，冬季占卜预测丰歉的结果就此被当作了年代记，在实际丰歉与占卜的结果一致的情况下则不予削除，保留在《春秋》之上。今后，从上面介绍的竹内康浩的两篇论文出发，“天子”这个用语是怎样发展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皇帝统治的象征的、周王朝的统治体制建设是怎样被后代称赞和利用的，等等，这些问题，将会成为新的课题被加以讨论。前述丰田久关于金文中“家”的研究，池泽优提起的宗族制度研究与《礼记》等文献对宗族制度的解释之间的关系，等等，也同样可以有新的发展。其他的各种研究也可以说有着同样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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