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要使古典文献能够准确地为研究者所利用，对古典文献本身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与出土文物一样，对文献，也需要确定它的时空位置。为了确定文献的时空位置，对史料的纠谬批正的重要性，不用说应该要有充分的认识。特别是在春秋时期的历史研究中，我们期待着通过文献的纠谬批正使得文献的可利用程度进一步提高。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课题研究今后将会有所增加。去年，已经有一部分成果公布于世，以下想列举一些加以介绍。
冈本真则《〈左传〉所见的封建制度》（《史料批判研究》2），对《左传》中与“封建”相关的记录作了批评研究，指出了它的特征，并将之与《公羊传》、《谷梁传》作了比较。关于封建制度的考察，积累了庞大的研究成果。将冈本论文与这些前人的研究进行比较，从中可以列举出无数的论点来。此文可以说是揭开了新一轮研究的帷幕，我们期待着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吕静《〈左传〉中所见的盟誓记事的史料学研究》（同上）、石黑久子《〈左传〉中所见的鄫国、祀国》（同上）、小寺敦《试论〈春秋〉中所见的女性名字》（同上）、森和《从日蚀来看〈春秋〉三传》（同上）等，这些论文，在确定了《春秋》及三传的成书过程的基础上，对各章节进行了整理，探讨了这些记载的价值或偏向，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春秋时期的历史面貌和战国时期的思想状况。吕静对《左传》中盟誓和载书的记述作了时代先后的辨别。石黑久子通过对《左传》中鄫、杞两国记载的研究，对这两个国家为夏王朝之后这种意见持强烈的否定态度。杞包含在“夷”之中，微言中暗示了杞的灭亡等等，通过石黑的考察已经是很明确的了。与这一见解相关的论述，有高津纯也的《“夏”字中“中华”意识的产生》（《文字与文化》）一文。认为，“诸夏”等用语中的“夏”字表示中原诸国的用法，从出土资料和文献史料两方面来看，都不早于战国时期，这一点，与“夷”字的用法是不同的。他还对将“中夏（华）”一词置于视野的思想以及称扬“夏”王朝的思想产生于春秋以前这一意见提出了疑问。小寺敦论文指出了金文中所见的女性名字和《春秋》中所见的女性名字之间的差异，认为，《春秋》利用女性名字的形式，在自我树立的正统观念的基础上进行了褒贬。森和论文比较了春秋三传关于日蚀记载的差异，对各传的不同解释以及各传对日蚀之际举行的仪礼的意见相违作了探讨。
以上，我们以《春秋》及三传的研究为中心进行了叙述。这些论文，试图对春秋时期的历史作出“重新解释”，描绘春秋以前的历史面貌，并试图探索战国以后文献编纂者的真意。以上这些论考都是各个作者课题研究中的一环，可惜都还处于基础研究的阶段，我们期望着这些基础研究能够朝着更值得高度评价的研究方面发展。除了以上介绍的这些论考以外，去年一年中关于春秋历史的研究，成果之少，令人寂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以上述西周--春秋时期的诸论考为基础，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像岩本宪司《春秋经传集解译稿（八）》（《中国研究集刊》25）那样的对今后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的研究成果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春秋》及三传以外的文献史料研究，今后也将会有一些新的成果问世。例如，小寺敦的《关于〈左传〉君子、会话部分的引诗》（《史料批判研究》3），对《左传》中引用的众多的诗句作了考察。目前发表的还仅仅是一部分，期待着更多的成果发表。这项研究，对考察先秦时期的诗以及《诗经》的史料价值，具有积极作用。
当然，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对思想史的研究也颇有裨益。思想史研究积累起来的成果更是庞大。通过对史料的重新研究，新的知识将对思想史研究领域带来希望。但是，除了一小部分以外，大多数思想史研究对文献史学取得的新成果都还比较迟钝。分析诸子的思想，如果仅限于诸子文献本身的研究则另当别论，若要联系到文献的时代背景考虑问题时，那么，无视文献史料的研究成果则似乎难以进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思想史研究仍然为数不少。而战国秦汉时期以出土文献史料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则很活跃，期望这一方法也能够为春秋以前的研究所运用。
以上，对史前时代到春秋时代的一些主要论著作了整理和介绍。1999年一年中所发表的论文与往年相比其实是比较少的，从所读到的论考来看，期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考察相当多，而对利用新出土资料从事研究的期待值则更高。还有，由于新出土资料的公布对文献史学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发掘成果往往能使学术界为之一变，因此，不断地注意新情报新信息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一点其实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就像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那样，中国大陆的考古发掘日新月异，因此，有必要再一次强调。
最后，想介绍一下宫本一夫的《近年来欧美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和日本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9）。此文中，宫本介绍了欧美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动向（这一点往往是日本考古学界经常忽视的问题），阐述了日本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意义。据宫本的介绍，欧美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认识到了中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相对来说具有变化规律性的地区（这是张光直主张的）。对于日本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宫本认识到这样一个重要意义，这就是，日本应该始终将包括自身在内的东亚地区这一大区域置于脑中，为了对其中的各个小地域进行比较研究，世界范围的视野是必要的，“为了阐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的人类历史，有着辽阔疆域的中国的考古学，对日本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必须的。”
怎样理解宫本的这一番话，人各有异，但有一点是可以这么说的，这就是，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地进行总结和反思，是每一个研究者都必须要作的。无视宫本的意见，或不加思索地人云亦云，都是不可取的。长期以来，从全体上来看，学术界被一个一个的具体的实证研究所淹没，对历史发展缺乏总体的认识。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多年。然而，要将这一正确的意见付诸实践，前提是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的学术意义不断地进行自问自答，否则，一切走向辉煌的计划都会是徒劳的。鄙人才疏学浅，唯恐以上的这种斥责最后落到自己的头上，因此，在这里作为律己的戒言，斗胆附言于末。
译自《史学杂志》第109编第5号（2000年5月20日发行）
《1999年的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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