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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非洲现实 研究非洲历史

一、走上非洲史教学研究之路
    问:陆老师,您是我国著名的研究非洲史的学者,也是非洲问题专家,今天想请您谈一谈您个人研究非洲史的情况,也想通过您了解一下我国非洲史研究的情况。您是如何走上非洲史研究之路的?
    陆:我为什么会搞非洲研究呢?这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我1955年进北大,1960年毕业。这正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潮时期。我进的是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亚非史专门化,当时听了一些课,了解到非洲是遭受西方殖民侵略最早的地区,1415年葡萄牙殖民者就建立了第一个殖民统治据点叫“休达”城,接着是四百年的奴隶贸易。1884年柏林会议后就瓜分非洲,非洲除了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名义独立以外,其余国家都成了殖民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发展起来。到冷战时期,非洲又成为冷战的牺牲品。当然这是以后的事。在50年代时,就是感到非洲太贫穷、太落后,是世界上最 苦难深重的大陆。我这个人所以对非洲有特殊的同情心,与我的家庭出身有关系。我的 家庭比较贫困,父亲是小学教师,有6个孩子,我是老大。小学时是靠父亲供养,中学 时就靠人民助学金。由于生活比较困苦,所以自己的志向就是要自强不息,对自己有严 格的要求。另一方面,对贫苦的人们有同情心,有了这种信念我就走上了搞非洲史的道 路。
    正在这个时候,我赶上了一个好的老师。杨人本楩先生过去是搞法国史的,法语很好,曾经担任过历史系代主任。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时候,领导上动员杨先生搞非洲史,另外动员曾留学埃及的云南大学的纳忠先生搞阿拉伯语言,调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建立阿拉伯语系。那是1958年、1959年前后,领导动员杨先生搞非洲史,他接受下来。他当时 年纪比较大了,希望找一个助手,于是就找到了我。我当时写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南非 的种族歧视和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这篇文章可能是杨先生找我当助手的一 个原因吧。1960年我毕业时就留系当了助教。当时杨先生还有一个任务,是写一本非洲 简史,约20万字,系里还让他在一两年后开一门非洲史的课,同时带非洲史的研究生。 为了让我日后搞非洲史的工作,他让我做几件事:第一是要熟悉非洲,看书。他指导我 看书时让我首先画非洲地图,当时我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画地图?他说你将来就会知 道的,史地是不分家的。他让我画的是彩色地图,包括城市、山脉、河流、国界都要画 出来,将来如果要说南非、尼日利亚在什么地方,不用想就会说出来。比如开罗在什么 地方,拉各斯在什么地方,马上就能说出来。尼罗河、尼日尔河怎么流向,经过哪些国 家等等,都要搞清楚,将来你会受用无穷的。他的话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搞非洲 史他也要看书,于是就让我去借书,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的书都要 去查,作出卡片,然后再去借。他说,这样你就会知道国内哪个图书馆有什么书。他甚 至还给我路费,包括中午的饭费,让我去图书馆帮他查书。后来,我也曾去上海徐家汇 图书馆查书。这样,国内有些什么书,在什么地方,我就知道了。第二是让我去学外语 ,因为历史系只能学专业英语,要到北大西语系去学,而且要跟班学,精读、泛读、语 法等课程都要拿成绩回来。
    这样搞了两三年,1962年下半年他就开课了。他讲非洲史时让我当助教,他说你的助教任务比我重,我讲课是讲自己了解的问题,而当助教要回答学生的问题。你肯定有回答不出来的问题,不要紧,不能回答的问题你记下来,然后给我,可能我也回答不上来,要去查书。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不要小看辅导的任务,我也是认真去做这个工作的。
    1963年下半年上完课后,他说以后我要把讲稿整理出来集中精力写书了,下一年的课你上。我虽然也听了杨先生的课,作了笔记,但要上课心里感到很虚。他说不要紧,你 的讲稿我可以给你看,你也可以吸收我的成果。1964年底开始上课后,学生经常下去搞 四清,上课断断续续,一直上到1966年“文革”前。
    “文革”一开始我便受到冲击,因为当时的总支书记受到冲击,我是班主任、学生党支部书记,所以也跟着总支书记一起陪斗。当时我不理解,情绪很低,觉得我们一直听党的话,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有一次在路上见到了杨人楩先生,他说:“陆庭 恩我告诉你,你不是反革命!你是不是反革命我清楚。现在的情况下,第一,你的书不 要卖,非洲史的研究将来迟早要搞的;第二,你的讲稿不要丢,那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 心血;第三,外语不能丢,你可以读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嘛!”后来我真的按照杨 先生的指点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下放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劳动,在那里还是有时 间学马列、学理论的,非洲史的东西也没丢。所以1971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7年 恢复高考正式招生,我很快就恢复上课,因为前几年已经打下一定的基础了。所以我感 到,遇到一个好老师,对我一生的影响都很大,我现在一直非常感激他。杨先生是70年 代去世的,他是我国第一个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
    二、一定要到非洲去
    问:听说您是我国研究非洲史的学者中到过非洲国家最多的一位,而且您还能说非洲比较流行的斯瓦希里语,是这样吗?
    陆:亲自去非洲是我一直向往的事。当时我为什么要到非洲去呢?改革开放以后,有许多到国外去的机会,也有许多国外学者到中国来。记得1979年有位美国加州大学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到北大来访问,想见一见北大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交换一些对非洲问题的看法。学校让我去和他见面,交谈以后他感到中国学者的意见很新鲜,过去很少听到。那次我们确实谈得比较投机,比如谈到非洲国家落后的原因,非洲国家怎样才能改变 落后状态,今后发展趋势会怎样等等问题。谈了以后,他说,你的这个观点我过去接触 得比较少,表示很有兴趣,愿意一起搞合作研究。接着他提出一个问题,他问我:“你 到过非洲哪些国家?”我知道西方国家研究非洲的学者都是到过许多非洲国家的,一般 二三年就去一次,有课题的每年都要去。但是我说很抱歉,我还没有机会到非洲去。他 当时脸色就变了,他感到奇怪,搞非洲的学者为什么没有去过非洲?他也奇怪为什么我 没去过非洲还能够谈出一套对非洲的看法来。他还问我,研究非洲历史都看了什么书? 我说主要是看英文书和法文书,因为从中学到大学的第二外语我都是学的英语,法语是我自学的,大学时还学了俄语,应该说我的语言工具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位美国学者却 说,你所看到的材料都是第二手材料,没有能够看到非洲的第一手资料。他的话对我启 发很大,我立刻意识到,中国学者要研究非洲的历史就必须到非洲去。他的话我能够理 解,因为一些外国学者所做的中国研究,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到中国来过,所以他们研究 的成果我们往往不太接受,所以中国人研究非洲也会是如此。这样,我就立下一个志愿 :一定要到非洲去,直接掌握非洲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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