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对上述两个领域的研究都涉及什么问题呢？
陆：我对两次大战之间的这段非洲历史问题共写了6篇文章：《两次大战之间帝国主义如何掠夺非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非洲的影响》、《二十年代南非工人运动的兴起》、《试分析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战争》、《评埃及的扎格鲁勒》等等。后来我进一步把专题研究和系统研究结合起来，写了《非洲与帝国主义》一书，回顾了这一时期非洲的经济发展、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这本书在198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
90年代初苏联解体，西方对非洲的影响加大，出现了民主化的潮流。许多非洲国家按西方模式发展，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出现了动乱。这时我就想研究非洲的民族主义和它的政党制度。前后共发表了11篇文章，如《非洲国家政党发展论纲》、《略论两次大战之间埃及政党制度》、《二次大战前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二战初期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非洲民主联盟》、《西方国家多党制为什么不适合非洲》、《非洲国家一党制原因试析》、《试论非洲社会党联盟成立的原因》等等。以后我把这些文章 集中起来，经过补充，就形成了《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一书，由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
四、把研究非洲的学者组织起来
问：这些年，您除了自己研究非洲史外，还花费了大量精力进行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的组织工作和学术活动，这个学会的工作成绩很大，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陆：我希望搞非洲研究的人越多越好，因为非洲有53个国家，历史变化很大，社会矛盾很多，甚至出现社会动乱，关键是接班人的问题。非洲问题研究非常重要，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我就希望把队伍组织起来。80年代初社科院世界史所酝酿成立各学科的研究会，北大也是发起单位。就在1980年的春天，在湖南湘潭成立了非洲史研究会。请纳忠先生担任第一届会长，我们是副会长。1989年纳忠先生退下来，就让我当会长，从1989年当到2001年，现在是名誉会长。在我任会长时期，主要考虑要为推动非洲研究做一点工作。靠大家努力，搞了两个项目。一个是非洲研究丛书，先后出版了七本书，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中非关系史》、《南非种族关系探析》、《黑非洲文化研究》、《非洲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非洲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再一个是三卷本《非洲通史》。这部书是我们6个人当分卷主编，但发起组织者是我和华东师大的艾周昌教授。第一卷是古代卷 ，由何芳川和宁骚两人主编；第二卷是近代卷，由艾周昌和郑家馨主编；第三卷是现代 卷，由我和彭坤元主编。这套《非洲通史》于1995年出版后，获得教育部社科成果一等 奖，后又评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我当名誉会长以后，还是主张大家一起搞些项目，这样既可以出大的成果，也可以把队伍培养起来。另外我也很重视教材建设，我和艾周昌两人编写了《非洲史教程》，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现在看来还是可以经得住考验的。这书一直写到90年代初，很多学校还在用这个教材。另一本《非洲的过去与现在》是首都师大出版社出的，是 按照专题写的，也是一本辅助教材，是我、宁骚和赵淑慧三个人写的。
五、学术研究与国家需要结合就有生命力
问：这些年史学研究普遍出现不景气的情况，而您和北大的非洲研究却搞得红红火火，您个人也是非常地忙，这是什么原因呢？
陆：这是由于这些年来，我对非洲研究如何能够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的问题考虑特别多。我们和外交部、教育部、商务部、中联部等单位联系很密切，主要是接受咨询和共同进行评估工作。比如2000年，召开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的时候，商务部委托我们搞一个进一步开发非洲市场的咨询报告，我们组织了四个人搞这个报告，后来这个报告对于这次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如在会议制订的《北京宣言》中都体现了这个报告的精神。我也作为嘉宾参加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这次会议。2003年举行第二次部长会议， 教育部委托我们北大非洲研究中心总结一下50多年来中非之间教育方面交流合作的成果 ，包括经验总结，也包括今后发展的建议。当时搞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出了一本画册《 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另一个是资料集《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 》，已经完成了初稿，根据档案写成的，也即将出版。另外，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国家有 关部门举办的研讨会，如外交部举办的非洲人才开发、农业投资方面的研讨会，商务部 举办的对外投资研讨会等，尽量为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服务。教育部现在把北大非洲研 究中心定为非洲问题专家组单位，由我担任专家组的组长。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搞非洲问题的研究，但是我认为，研究非洲问题必须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也必须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前途。因为研究非洲国家不像研究西方或周边国家，可以得到对方国家的支持；非洲研究只能靠我们国家的支持，这就必须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这就有个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的问题。基础研究要加强，但选择课题要与国家需要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随着将来研究经费的增加，对非洲古代的研究也会发展起来，但现在还不行。
非洲国家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国家对非洲国家政治上有需求，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等方面都需要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它们有53个国家，非常重要。在经济方面我们对非洲也有需求，在撒哈拉沙漠周围发现了石油，据估计其蕴藏量可能超过海湾地区。 这就要求我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必须加强。我们和非洲有很好的政治关系，所以在这个 情况下，研究非洲也是十分有利的。
问：从非洲史研究的情况看来，是不存在“史学危机”的问题了？
陆：从非洲史研究的情况看来，不存在“史学危机”的问题。但是关键是看你对研究非洲的重要性是否有所认识以及认识得早晚。你认识得早，研究可能就上去了，认识得晚就会落在后边。我觉得现在是非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期是在粉碎“四 人帮”以后，大家都很关注非洲研究。现在老的学者逐渐退下来，处于青黄不接时期。 但现在有些好的苗头，人数不一定很多，但队伍比较精干，现在一些年轻学者条件都不 错，还有懂阿拉伯语的。如果外地学校也这样，或者向专门化方向发展就好了。通过我 对非洲史的研究感觉到，史学如果与现实结合起来，与国家的需要、国家的利益结合起 来，史学就不存在危机的问题，而且会感到大有搞头。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给外交部 官员上课，给他们讲非洲的历史，讲非洲的民族主义，讲非洲国家落后的原因，受到他 们的欢迎，也发挥了史学的功能。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自身观念的转变。史学工作者要 走出去，要根据国家的需要争取研究课题。要研究非洲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从而 说明非洲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非洲。这样的课题，研究经费、出版经费都能解决，而 且我们还培养了人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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