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方的“大一统”观念萌芽于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城邦制衰落时期，是作为挽救城邦 危机的理想提出来的。昙花一现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将其变为现实，罗马帝国将其打 造成欧洲人难以释怀的理念。但是，这一理念在欧洲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众多希腊人被逐出传统城邦。“过去，在旧城邦，生活比较简单 。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 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 、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12]（p.223）在新的生活环境中 人们不知所措，而思想家们面对乱世提出了各自的济世良方。伊壁鸠鲁提出，真正的幸 福在于避免一切痛苦、烦恼和忧虑，使身心安宁；第欧根尼则认为，明智的人应当是完 全自我满足的，除道德品质外一切都无关紧要。显然，他们的哲学是放弃一切，只是后 者是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这二者可视为人们在动乱中无奈的叹息。亚里士多德则极 力宣传城邦制的优越性，要求回到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很明显，这是一种倒退。
在思想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政治家却在行动。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将希腊人纳 入治下之后，立刻挥师东进，志在建立一个希腊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的“联合的共同 体”[13]（上册，pp.178～179）。尽管亚历山大帝国是短暂的，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 征服，文化融洽和民族的混同，完成了把希腊人在公元前5至4世纪黄金时代许多的理想 推翻掉的任务。一种以合希腊和东方因素为基础的新型的文明出现了”[14]（第一卷，p .263）。正像英国作家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说的：“亚历山大去世以前，尤其是 在他去世以后，人们有时间对他进行考虑时，关于一个世界性的法律和组织的想法在人 们心目中已是一个切实可行而可以吸收的概念了。”[15]（p.403）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 生了斯多噶学派的“大一统”思想。
斯多噶学派是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该学派认为，宇宙间本来不存在 等级差别。任何人（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野蛮人还是文明人）只要顺从天命，安于自 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淡然处之，就能够得到幸福。国家能够为行 善的智者保证幸福的到来……既然人类是一个整体，那么就应该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 国家；只有一种公民，即宇宙公民。而这个国家应当由智慧的君主，即各族人民的牧师 来统率[16]（p.66）。这种超越城邦和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学说适合帝国统治的需要，在 罗马帝国时期颇为流行[13]（上册，p.191）。“从斯奇比奥经西塞罗、凯撒、奥古斯都 一直到图拉真以后诸帝，都或多或少按斯多葛派的哲理阐述其统御万民的理想。”[17] （p.220）
在欧洲历史上，随着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建立所确立的“大一统”观念，即使在 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们仍不愿与之离弃。每当一个强有力者登上欧 洲政治舞台，几乎都要抬出罗马帝国的亡灵来为自己正名。
首先是东罗马皇帝，始终以罗马帝国皇帝自居，特别是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 曾试图铲除在昔日西罗马帝国版图内建立的各个日耳曼人国家，实现真正的一统。
其次是罗马教皇，千方百计地争取世俗统治权，为此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一是大造舆论，将自己塑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拉丁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3 54～430年）在《上帝之城》中提出：天地间有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并存，地上之城是不 完善的、暂时的、会毁灭的，并由于魔鬼撒旦的缘故而充满罪恶；上帝之城则是完善的 、永恒的。基督建立的教会是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人们只有通过教会才能得救，进 入上帝之城，从而获得永生。世俗国家只有服从教会，为教会服务，才能成为上帝 之城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教权是至高无上的。第一任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一世（Grego ry I，约540～604年）虽然对神学缺少创见，却把奥古斯丁的教义传遍西方。他坚持教 皇是上帝指派的全部教会的首脑，公然在西方行使世俗君主的职权，与东罗马皇帝分庭 抗礼。9世纪，教会伪造了《君士坦丁赠礼》文件，声称君士坦丁一世皇帝（306～337年 在位）曾把西罗马帝国的统治权转交给罗马主教。与此同时，教皇权力的维护者还编造 了“伊西多尔教令集”，其内容使人们仿佛觉得，从基督教纪元之初，帝王就隶属于教 皇，教皇则是基督和使徒彼得的继承者。
二是与法兰克王国相勾结，利用法兰克人的力量对付不断入侵罗马的伦巴德人，同时 与东罗马帝国抗衡。751年，矮子丕平在教皇支持下顺利夺取法兰克王国政权，建立加 洛林王朝。为报答教皇，丕平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德人，并将获得的土地献给教 皇，为日后教皇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754年，教皇斯蒂芬亲往高卢，为丕平行涂油礼 并授予罗马贵族称号，而这一称号的授予当时只能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 799年，教皇利奥三世受其政敌迫害逃往法兰克，翌年法兰克国王查理亲自护送其回国 复位。为报答查理并继续得到其保护，800年圣诞节，利奥三世为查理加冕为“奥古斯 都”和“罗马人的皇帝”。此举不仅从东罗马皇帝手中夺回了罗马帝国的继承权，也使 作为日耳曼人国家的法兰克从此被纳入罗马帝国正统传人之列。从当时的欧洲形势看， 教皇将自己难以获得或是难以维持的这一权力授予查理，乃是一箭双雕的做法：一是将 西欧最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与自己紧紧绑在一起，共同对抗东罗马帝国；二是为自己日后 的权力扩张留下余地，因为这次加冕被解释为神权高于世俗权力的象征，是教皇运用他 的神权把帝国从东罗马人手中收回，授予了法兰克国王。罗马教皇俨然是罗马帝国的嫡 传，世俗国王的合法地位必须视教皇的认可而定。
法兰克国王查理因此次加冕而称“罗马人的皇帝”；后来德意志国王也在罗马加冕称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131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 世君临意大利时，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最后的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 诗人”[18]（p.269）的但丁，出于维护和加强帝国在意大利的地位这一动机，以极大的 热情写了《论世界帝国》一书。全书从古罗马历史论证帝国存在的自然合理性，主张用 “罗马皇帝”作为君主的尊号，把首教设在罗马。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所灭，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与东罗马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亚结婚，从此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事 业的合法继承者，每逢举行隆重仪式便身着象征皇权的披肩，头戴东罗马帝国的皇冠， 并将古罗马和东罗马帝国先后用过的双头鹰国徽作为莫斯科公国国徽。伊凡四世更是自 行加冕为“凯撒”，遂有“沙皇”之名。直到欧洲中世纪后期，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和 发展，新的“欧洲观”才逐渐取代以罗马帝国为号召的“大一统”观念。
然而，欧洲历史上这些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无一得遂心愿，真正建立起如同中国一 样的大一统国家。相反，获得这一称号者反而为其民族和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如东 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为建立统一的帝国耗费了一生精力，到头来搞得国库空虚难以为继 ，他死后帝国统一梦便烟消云散了。查理曼的帝国也是昙花一现，在他死后不久便一分 为三。神圣罗马帝国更加不幸，其历代皇帝不仅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帝国，连德意志民族 国家的政治统一都没有实现过。当伊凡四世称“沙皇”时，欧洲已进入资产阶级民族国 家的新时代，罗马帝国的号召力已然衰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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