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中西方“大一统”理念的发展结果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两者政治 实践的差别。中国历史上，自秦帝国建立之后，虽经无数次的分裂、割据，但政治统一 一直是发展的主流。即使按照葛剑雄先生的计算，中国历史上真正统一的时间并不比实 际分裂的时间长，甚至分裂的时间更长一些，但与欧洲相比，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次数和 统一的时间长度也要比欧洲多得多。这种政治实践的差别反过来又严重影响着各自文化 的发展，致使中国文化发展呈现不间断的、稳定的连续性（即Continuous），而欧洲文化 发展明显地表现为间断的、不稳定的连续性（Continual）。
按照刘家和先生的观点，文化的连续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 ，即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其重要表现形式的连续性；一是学术本身（其中尤其重要的 是哲学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19]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发展过程从未出现断裂现象，一直保持平稳的发展状态，而且应 用范围呈不断扩大趋势。在从甲骨文到现代简化汉字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中，不管字形发 生多大变化，新字的构造和旧字字义的拓展，其基本原则是相对不变的，即所谓的“六 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19]。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古典时代 （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中国人便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 能互相交往”[12]（上，p.278）。其后汉语和汉字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深 远，直到今天。
与此相比，西方古代的希腊文、拉丁文虽未随着历史发展而消失，但其影响却日渐削 弱，没有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共同语言。在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后希腊化时代，只要懂希 腊语就可以从亚得里亚海到印度河畅通无阻，但希腊语却没有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通用 语。罗马帝国的建立使拉丁语成为地中海世界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但同样没有发展成 为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语。时至今日，只有希腊人还在使用希腊语，而拉丁语在中世纪就 已经从人们口头消失，仅仅存在于宗教和学术领域里。15、16世纪以后，随着民族国家 兴起，民族语言日益发达，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更谈不上什么通用语言了。
从学术传统看，中国文化的不间断连续性和稳定性更加明显。形成于春秋时期的《易 》、《诗》、《书》、《礼》、《乐》、《春秋》“六经”[20]（p.122，p.218）对中华 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势造成深远而又常新的影响”[21]， 成为华夏文化的学术思想根源和核心内容。战国之后，华夏文化多次受到外来文化冲击 ，但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变，而且历时愈久，愈显博大精深。例如，汉儒经学日趋僵化之 时，魏晋玄学和外来佛学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但儒学并没有在这场文化撞击中销声匿迹 ，而是重新焕发生机，形成体系更加完备的宋明理学。所以，中国历史文化是以“六经 ”贯通古今的。美国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对西方文化的学术传统有着较为恰当的评价 ，她认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以平衡性见长，希腊人“坚信眼睛看得见的事物， 也坚信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是“自从古希腊时代以来，这种平衡的观点，很少能够 继续受到人们的重视与保持。西方世界既没有完全接受精神方式，也没有完全采纳理性 方式，而是动摇在两者之间，一会儿依附于这一方，一会儿又倒向那一方，从来没有抛 弃其中一方，也没有能力把两者协调起来”。随着希腊城邦崩溃，社会动荡使人们失去 了安全感，注意力由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斯多噶派盛行和后来基督教流行都是 这种变化的体现。生活的艰难激起人们对现世的厌恶愤恨，一切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不仅 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且是邪恶的。“文艺复兴”一扫中世纪的沉闷，人们开始尽情颂扬 生活，但又走向另一极端，“人们把眼睛看不见的东西统统抛在一边，认为它们是无足 轻重的，置伦理道德于不顾，谋求自己的利益”。宗教改革运动虽然强调道德的重要性 和独立思考的权利，但否定人们对生活和美的追求。到19世纪后期，人们转而为科学真 理而奋斗，宗教、艺术和精神作用又被抛弃了[22]（pp.290～291）。
西方文化发展的这种间断性和不稳定性必然影响到西方政治的发展，使“大一统”失 去了文化的支撑。而政治统一的迟迟难以实现，又反过来使西方文化的发展失去了依托 。
四
中西方文化的上述特征是由中西方政治实践的差异决定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史有 着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连续性。毫无疑问，政治史的连续性往往可以成为文化史连续性 的保证。但是不同文化所特有的内涵的差别，以及不同文化与政治的亲和力的差别，对 政治史也有重要影响。
首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要优于希腊罗马古典政治思想[23]（pp.101～102），因此中国 文化与政治的亲和力也远远强于西方。
中国古代思想家几乎无一不是政治家，对政治表现出浓厚兴趣和极大关注。他们谈天 论道都以人道、人类社会为目的，其理论明显带有政治色彩。孔孟的“德治论”，韩非 的“法治论”，老子的“无为而治论”，墨子的“兼爱论”等，无一不是根据时代要求 和自身阶级利益开出的“济世良方”。同时，他们也是各自理想的伟大实践家。孔子声 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24]（卷第十三，p.174）；孟子说“如欲 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5]（公孙丑章句下，p.109）；韩非子的“法、术、 势”思想直接来自对战国前期李悝、吴起、商鞅变法活动的总结，其学说的政治价值从 秦王不惜发动战争来获得他便可想而知；墨家弟子曾直接参加宋国的反侵略战争，积极 研究守城军事技术；即使是“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的道家也并非与政治无涉，老子曾 为楚国史官，只是在其理想无望实现之后才归隐。先秦诸子这种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 之言”，无非是要给世人留下一面镜子；宋代“事功派”陈亮、叶适重视改革的实事实 功更是经世的鲜明例证；就是程朱陆王的“存天理，灭人欲”，其目的也是“为天地立 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5]（p.320）；明清之际，顾炎武更 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
西方的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虽然前后相继，但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各有侧重。前者以 思辩的哲学、浪漫的文化以及深邃的科学思想见长，后者则以系统和健全的法制思想以 及实用主义精神而著名。希腊罗马的思想家虽然不乏政治理论，但总体来说更侧重于自 然观的研究。希腊哲学家的政治思想往往带有理想色彩，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由哲学家当 国王以及共产共妻思想，亚里士多德关于中等阶层治理国家的思想，都是不现实的。古 罗马思想家在“共和”与“帝制”问题上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其政治思想多是古希腊 人的翻版。欧洲中世纪完全为基督教所笼罩，思想家们对天堂的关心远胜于对现实社会 的重视，整个欧洲“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所以说，西方古代的政 治思想内容贫乏且不现实，不能为西方社会提供长治久安的理论依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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