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和区域的概念问题，这也非常重要。首先看区域的概念，刚刚王国斌教授提到的，西方世界往往把一个很小的事情视为世界性的，但实际上这些事情根本不具备世界性的意义。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对于区域这个概念应当如何把握？因为区域本身是可大可小的，所以这一问题是我们在开始讨论前必须加以界定的。有大的区域，也有小的区域。例如东亚，它既可以是一个区域，也可以是一个由许多区域构成的世界。同样，讲到世界的概念，它本身也是随着人类历史有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比如说，在很早以前，中国人认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及其周围地区就是世界，所以我们是“中国”，是一整个“天下”，天下即是世界；而后来，就逐渐在扩大，隋唐时已经把东亚包括在里面了。大航路开通后，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当然就越来越加强。所以对于世界这个概念的界定，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这是我对王先生主要命题的一点体会。
第二，我想讨论的是，在这个总的命题下，有一些区域确实是受到世界性的影响的，但是正如刚才王家范老师和唐力行老师所说的，许多区域内部因素的影响也是相当广泛的，或者说是相当顽固的。这里我想到宋代社会经济史里常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在隋唐经济大发展之后，原先的佃客都变为佃户，身份自由化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但问题在于，由于中国社会的地区特征极强，原先具有农奴身份的劳动者还是在很多地区严重地保留下来。这样，在讨论唐宋变革是否整体性地影响到劳动者身份解放的问题时，就产生分歧。比如日本学界就此分为了两派，宫崎市定认为普遍地实现了佃户化，地主与劳动者已处于平等状态，而周藤吉之则提出在夔州路这一区域内，直到仁宗朝还有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存在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平等、自由的关系。这就牵涉到了整体史与区域史的一种矛盾。这是我在宋史研究中关注到的一个具体问题，我想在近现代中国这种现象也仍然是存在的。近代史学界也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现在都把1840年当代一个大事件来描述，当然它确实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实际上1840年的事件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或者某些区域是否都产生了那么决定性的影响，这还是值得讨论的。也许，甲午中日战争的败局对整个中国社会是一次更深刻全面、更具震撼性意义的冲击。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想对王教授提出的关于琉球历史的个例提供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认为王教授的观点并不十分妥贴。在我看来，这中间大国政治的比重似乎更大些，当然并不排除西方势力进来后，琉球本身必须面临选择。但我认为，应当把这一时期日本和中国国力的盛衰作为一个主要的因素来考虑，正因为中国的国力衰落才使它对于琉球的控制难以为继。但我反过来倒想为您的观点提供另外一个例子--越南的例子可能更合适一些。今年暑假我发现了一本越南的笔记，名叫《公暇记闻》，这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氏王朝统治时期的作品，是在史学界一般将1858年作为越南进入近代社会这一节点之后所写的。您的报告让我联想到，越南原来是清朝的附属国，但后来由于法国势力的进入并且影响越来越大，到1858年之后，越南逐渐地去中国化，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我想这个例子可能比冲绳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
马学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我觉得王国斌先生的这些感触，更多是源于他作为美国学者的这样一种背景。在我看来，区域性世界与世界性区域其实都是相对的，刚才大家也都谈到这个问题。但我认为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观察者、研究者的角度，或者说思维和态度的不同。对美国的中国学界和中国的史学界，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中心地”概念。所谓的世界，其实包括了中心地和边缘。所以我这里有两个感触，一是前不久我去安徽参加地域中国社会的研讨会，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提交大会的130多篇文章中有60多篇是研究徽州的，都是本地学者，但是很少有文章涉及徽州与外界的关系；而与此对应的，外面的学者却经常论及外界与徽州的联系。在这里，我们或许不能去批评这些学者的眼界狭窄等等，这是因为，学术研究同样是源于学者们各自的感受，对徽州的学者而言，外面的世界与他们的生活世界关系并不大，所以很自然他们不会去提问与外界的关系。我当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去考虑徽商与外部的联系，比如与汉口、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的商业往来，等等。当我回到上海，开始重新反思这个问题。其实从美国的学者看来，我们上海的学者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为什么他们会用全球的视野去观察上海？而我们，这些上海的学者却多数停留在关心上海如何如何。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相对的。我的第二个感触来自1999至2000年我在美国从事访问研究的经历，所见所闻让我开始考虑美国人为什么会有强烈的世界概念这样的问题。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常常很自然地认为他们就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几乎所有人从美国回来以后似乎也都变成了世界主义者，这又是为什么？这些问题让我反思，其实研究者的取向如何，视角的广或窄，也许并不取决于他的能力、视野宏大或者狭窄，而更重要的是态度和思维的问题。所以美国学者那里更容易产生一种“中心地”原则、19世纪以来的历史是欧洲中心的历史等等，我想，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关于区域性世界和世界性区域，当然忽视区域的世界性是不对的，但反过来，我们中国学者为什么往往认为欧美学者在有意夸大这一点，尤其在讨论中国历史的时候夸大了，很重要的原因也许都在上面我所提到的那个问题上。所以说，区域性世界和世界性区域本身都是存在的，可是由于研究者的角度，或者说思维的不同，我们可能有许多思维定式，这些都影响到了我们观察历史的方式。所有这些都让我感觉到，王国斌教授以他研究欧洲史的经验提出区域性世界和世界性区域这样的概念，对于我们思考历史、解决这些问题，都是极富启发的。
罗苏文（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关于区域性世界与世界性区域的概念，我认为，可能用区域性的文明共同体这种表达更合适。因为单就“世界”而言，早先并没有世界的概念，只有区域性的文明共同体。从历史上来说，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上的许多地区都有这样的现象，即，不是按照行政来划分，而是有一些区域性的文明共同体，比如语言的相通、自然环境的相通、贸易、通婚等等。因为区域给人的感觉就是山水相连，它必然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从世界的文化发展来看，是不是可以说是世界性的文化网络。我想从世界历史来看同样如此，比如地中海，它周围的区域，差异性非常大，但他们彼此之间又广泛联系着，因此创造出了一种共同的文化类型。这与中国远古的文化是有极大不同的，这两种文明共同体在后来的发展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从现代世界的发展来看，有些地区的联系是跨越区域的，比如香港、澳门这样的城市。他们的联系有时候比腹地更加多元，常常是跨地域的认同，就像我们今天讲中国，既不是一个人种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华人分散在世界各地，这是一个“大中华”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讲文化的认同，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网络的纽带而并非一定是地域在一起，或者必须是一个主权国家（政治共同体）。我的想法是，一定的地域为某个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摇篮，但它同时也有可能限制它的发展，比如日本为什么在近代一直有向外扩张的需要，--因为经济发展以及资源的需要，所以日本把整个东亚的沿海地区都看作它的扩张对象。同时我也想到美国这样的国家，它有那么大的地域范围，所以它的文明共同体的发展也是得天独厚的，不像德国这样的小地域国家会受到那么大的限制。所以我比较有兴趣的可能是文明共同体的发展与地域的关系，以及与它的传播的影响。
虞云国：我再补充一点。刚刚王教授的演讲里提到关于世界对区域的影响，认为越是本地人口少、文化欠发达的区域，则这种影响就越容易发生，这一点，我有所质疑。我认为，与此相反，繁荣的地方可能恰恰更容易受到影响，而在落后的地方，外界的影响则相对不容易进入。这就牵涉到刚才马学强教授也提到的，边缘与中心的问题。联想到刚刚我所讲的，日本学者对宋代的佃户到底是自由的身份还是不自由的身份这一问题，后来日本学者柳田节子对周藤吉之关于不存在自由身份佃户的观念进到了修正，她认为宫崎先生的看法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周藤吉之的举证也是存在的。在这一问题上，她认为应当用一个先进与后进，或者边缘与中心的概念来取代原先不同方向的两种定论。从这一问题出发，我想到，所谓世界的影响，不管是全球化范围的、还是东亚范围的，应该说都是从中心向边缘发展的过程。所以我认为，繁荣的地方更容易受到影响，最明显的例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先就是沿海地区的受益，而西部地区的发展则相对缓慢。这是我的一个补充意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