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健]历史中的神话与神话中的历史——1949年后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书写中的神话重述(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6:11:39 中国民俗学网 高健 参加讨论
三、神话重述与神话研究 首先，当神话与历史结合后，势必会牵扯出神话的真实性问题，学界对此是从两个范畴来把握的：神话对于其所属族群的内部成员来说是绝对真实的，甚至被认为“可以构成真实的最高形式”。[36]但这往往又只是一种主位的视角而已，在具体的神话研究中，神话的真实性又被认为是有限度的，例如在少数民族史书写中，神话是作为承载史料的文本，其中掺杂着史实，是真实历史事件、历史情景的神话叙述，民族史的编写者需要将其中的“怪力乱神”剔除才能提炼、钩沉出“真实的”民族史。当然，除了史料价值，编写者尤其是本族学者也同样看重神话所能体现的真实的民族情感与民族精神。 其次，除了将民族史中的神话运用作为一种神话的研究，我们还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神话文本，即对神话的重述。 马健雄曾论述过上文提到的《拉祜族史》中对于拉祜族迁徙路线的重新建构问题，他显然是站在民间民众的立场，认为这只是一种精英的历史，“如果把神话掰成一些碎片，并将其从自己的语境中抽离，无论是用于历史的重构还是其他目的，都难以理解神话本身在它的土壤中的意义。因此将神话因素从它的社会生活脉络中抽离，用于构建精英的历史，就使用神话的‘本土社会’而言，可能是一种‘意义的误读’。”[37]这也是当下神话研究的主流看法，对脱离了社区日常生活语境的神话文本（如旅游语境中的神话展演）持批判或否定的态度。 但是，神话发展至今，由于媒介的日益丰富、表述主体的增加以及社会对神话意义需求的多元，势必会带来神话认识论的转变。本文并没有要通过真与假、活态与“死态”等范畴将神话区分对立起来，而是把神话的不同存在形态都看作是一个神话有机体的一部分。近年来，已有学者关注现当代社会中，神话漂移在不同的语境以及媒介中所表现出的适应性与新的存在形态，如杨利慧重新阐释了“神话主义”这个概念，“是指现当代社会中对神话的挪用和重新建构：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移入新的语境中，为不同的观众而展现，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38]本文所讨论的民族史对神话的重述正体现了现当代社会对神话的挪用和重建现象，神话的语境、媒介以及受众都发生了改变，它的理论、认同等功能也被进一步强调。神话原本以一个个异文的形式存活于社区日常生活的口头传统中，而经过了搜集、翻译、剪裁以及阐释等一系列学术操作后，成为一个民族甚至是国家的公共知识。 综上所述，对于神话的认识论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带来其研究视阈与范式转变，以本文的研究个案为例，具体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求同研究转向差异研究。中国的神话学尤其是神话母题的研究，往往更加关注于神话中的稳定成份，即使涉及到神话的变迁，也是将其作为异文存在，即某个母题或类型的变体，并且又通过大量的异文归纳建构出新的稳定系统。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神话的母题、类型即使完全相同，也会因语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表述，而这背后不同的运作机制正是当下神话研究需要注意的；第二，从传承研究转向传播研究。以往的神话研究多关注神话在历时进程中的纵向变迁，而在现当代社会中，神话的媒介日益多元，受众也部分地转向了外族人，神话正朝着多面向变迁，所以，要将研究视阈转向神话在共时状态下的不同语境间的横向调节与适应；第三，由文艺学研究转向政治学研究。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没有哪个族群能够脱离官方意识形态。具体到本文的研究，民族史也是国家史的一部分，民族神话往往会也被纳入到国家的神话体系中，成为一种政治表述的手段。所以，我们对神话的研究有时也需加上政治的透镜。 （注释与参考文献请见原文） 本文原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二十三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