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幅与美国本土学者有着巨大差异的近代中国社会图景，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汉学界产生重要影响，颇受美国本土汉学家的称誉。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认为，《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在中国政府及行政的研究领域中前进了一大步，“由于对资料拥有广泛的知识，并具有洞悉内幕的见解，他提出了关于中国最低层政府的第一部有意义和可靠的研究。”（45）高慕柯（Michael Gasster）赞扬《清代地方政府》，认为其“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46）崔瑞德（Denis C.Twitchett）对杨联陞的《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赞赏有加，认为“无论是对汉学家还是对渴望了解这一研究主题的普通历史学家，这本著作都非常有价值。”（47）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同样为美国中国史学家激赏。魏特夫认为《中国绅士》是“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作出重大贡献的研究著作”（48）；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所附文献选读中称：“《中国绅士》是一本从有功名的人的意义来研究中国绅士的最透彻的统计研究著作”。（49）1960年，萧公权的《中国乡村》甫经出版即告售罄，直有“洛阳纸贵”之效，一时佳评如潮。有人谓此书“在吸引我们（美国学者）进入传统中国农村的基层政府这一空白领域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50）费正清评价说，这本著作为中外学者提供了有关中国乡村研究“详备的中西文资料索引，……这部史料丰富的著作，使之成为在该领域中运用中英文资料的研究典范……”；并认为这本著作在“传统中国的国家实际上是如何行使其功能”这一问题上，“开启了比以往任何研究者更为宽广的研究领域”。（51）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和《明清社会史论》出版后，亦是佳评如潮。芮玛丽（Mary C.Wright）认为，《中国人口研究》“这本著作不仅仅是这一领域的专家所必备的，而且还应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生必须反复阅读的著作。”（52）宋史专家柯睿格（Edward A.Kracke,Jr.）则认为《明清社会史论》“将在许多方面引导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同时，要对其所探讨的课题进行新的理解，这本著作是必备的参考书”。（53）
华裔汉学者的研究，为美国学者打开了透视传统中国，尤其是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内在运动及变化的窗户。正如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说：“最近几年来，美国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近代中国社会的具有革命性的著作。如果集中阅读萧公权的《中国乡村》与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著作以及瞿同祖最近出版的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的研究著作，我们必定会对近代中国社会这一课题有一种非常全新的见解。”（54）受华裔汉学者研究的影响，美国学者对明清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及社会内部变化等开始产生兴趣。1968年，福尔索姆（Kenneth E.Folsom）出版《朋友、客人和同僚：晚清幕府制度》，就晚清的幕府制度进行探讨；1970年，孔飞力（Philip Kuhn）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19世纪中叶中国地方政权的武力化进行系统分析；1972年，瓦特（John Watt）写成《晚清的地方官》，专门研究清代知县；1973年，梅茨格（T.A.Metzger）出版《清代官僚政治的内部组织》，系统分析清代官僚系统在法律、任免、公文往来等诸方面的运作情况；1975年，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卡罗林·格兰特（Carolyn Grant）合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此书撰稿人大部分集中探讨的是明清时期的社会史与下层政治史，为明末至民初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幅充满变化的画面；1979年，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卫恩韩（John Wills）合编的一部由多位作者共同撰写的《从明到清》一书，突出强调跨越明清两代中国社会内部的长期发展趋势及满清对于帝国后期历史的作用。（55）美国学人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内在变化及其对中国此后历史发展重要性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萧公权、瞿同祖、张仲礼等华裔学者研究的影响。以瓦特为例，他在其专著的感谢前言中，除了师友之外，特别提到与其没有直接交往的萧公权、何炳棣、瞿同祖和张仲礼四位华裔学者，感谢他们的研究给其诸多有益启示。（56）
当杨联陞去世时，哈佛大学所发的讣告称，“杨联陞教授……是协力培育与造就美国汉学的先驱者之一。”（57）对于杨联陞的这一评价，可视之为20世纪40年代赴美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贡献的整体写照。林德贝克曾就20世纪40年代赴美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如是评价，“作为既接受过中国和西方学术训练，同时又具有在东西方两个世界从事研究和教学经历的这一代华人学者，他们不仅在美国的中文教学和传统中国研究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他们在将美国的中国研究提升到专业学术水平方面亦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58）确如其所言，杨联陞、萧公权、瞿同祖、钱存训、邓嗣禹等这一代华裔汉学者，他们对美国汉学有着基础性的贡献和推进作用。正是他们，把中国的文史知识和历史文献引入美国汉学界，为美国汉学发展创建基础，并使美国人更为深刻地领略到中国文化的高深。
注释：
①L. C.Goodrich,"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31,（1），p.75.
②③（41）［加］保罗·埃文斯著：《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63～64、63页。
④杨联陞于1940年赴美，后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自1947年开始执教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刘广京于194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后任职于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瞿同祖于1945年春应魏特夫之邀，赴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何炳棣于1945年赴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刘子健于1946年赴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任教于匹兹堡大学；邓嗣禹于1947年再度赴美，任芝加哥大学中国历史及语言助理教授；张仲礼于1947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任教；萧公权于1949年应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之邀赴美就任客座教授；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袁同礼于1949年到美后，就任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编纂主任及美国国会图书馆；钱存训于1949年被聘任为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衔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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