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书香门第的郑天挺先生，一生历经清季、民国、新中国三个重要时期。在此期间，郑先生不惟孜孜于求学问业、教书育人、研究学问、传衍学术，而且激励于时事之维艰、民族之危难、国家之更新，系心世运，献身教育事业，展现出一位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和淑世情怀！
在其充满波折、忧患的人生历程中，郑天挺先生对国家、教育、学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就郑先生的著述而言，如《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简述》等，已足以体现其治学严谨、学识精深、视野宏通的为学风范。而先生之钟情于清史研究，亟亟于清史学科的发展和提升，则为清史教学、科研的推进和深化、人才的培养等，奠定了重要而影响深远的根基，从而继孟森、萧一山诸先生之后，为学界树立了一个典型航标。中外学人之誉之为“一代师表”、“当代的泰斗”、“当代‘完人’”、“当代的硕儒”等，洵为称情。而郑先生孜孜研治清史的学术历程，既彰显了其学术注目点所在，又体现出其独特的学术个性，为后学留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有益启示。其中，以下三个方面，尤能体现郑先生的为学理念、方法和精神，值得学界同仁镜鉴。
一、对史料文献的高度重视
当郑天挺先生尚读中学时，即开始阅读父亲遗留的文史藏书，从而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这为其此后治学理念的形成打下了重要根基。而1921年读研究生时参与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更进一步奠定了郑先生重视史料的自觉性。不久，《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的成书，即郑先生认真研读、利用汉文资料的结晶。1928年，与朱谦之关于中国史料问题的讨论，彰显出郑先生对史料的一种认识。郑先生回忆道：“他认为：中国史料无一可信。我则认为：在未发现新史料之前，只能勉强用之。他又认为，旧史以本纪为纲，视皇帝过重。我说，这是古人无法编排年代之故。他还认为，甲骨文字可为史料。我则认为，其材料虽然丰富，但时代尚难断定。当时两人观点均相持不下，争得面红耳赤。及今思之，还是满有趣的，但也表现出某种幼稚。”[1]（P382—383）而《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等文的写作，既是郑先生运用校勘方法的体现，也体现出其对史料文献的注重。至40年代，郑先生开始开设“清代史料”课程。
1950年，郑先生负责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的工作，当时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一、已清缮的明题行稿，分类整理印行，未抄齐的补抄。二、整理题本的摘由，凡不明确、不详细的加以补充，并尽可能的指出每件内容的特点。三、过去整理题本，全按内容分类，有许多混淆不清，现在改按机关的职掌从新分类。四、系统地整理、研究本所所藏黄册——报销册及其他档案”，当时“辑录了许多史料，有十种之多，但后来公开印行的仅有《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太平天国史料》等数种。”[1]（P400）在《〈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中，郑先生更表示：“在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研究所（当时称为国学门）同人在城南龙树寺抱冰堂开第一次恳亲会席上，我们曾经宣布：‘国学门搜集及整理所得之各种材料——当然不限于档案，完全系公开的，供献于全校，全国，以至于全世界的学者，可以随意的作各种的研究，绝对无畛域之限制，这是应该请大家特别注意的。’（稿本《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一览》——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五章第十一页。）现在我们不但还维持着这个传统，而且更加强向这方面去作。”[2]（P297—298）此可见郑先生等对史料整理及其利用的取向和胸襟。
郑先生执教南开大学后，为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摸索着开设了“史料学”这一全新的课程。在《史料学教学内容的初步体会》一文中，郑先生就开设这门课的难度和意义做了如下阐述：“‘史料学’这门课程，我们过去很少开设，是比较生疏的，没有什么经验。关于苏联的史料学著作，苏联大学史料学教学大纲和讲义，也没有见过，只看到《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的史料学和谢列兹聂夫专家一篇论文（《教学与研究》，1955年，5期）。究竟这一课程应该如何讲授，如何与中国史料相结合，现在就个人初步摸索所及，写出来请同志们指正……我们根据史料来研究历史，但史料不就是历史。史料能够给我们提供研究个别具体历史问题所需要的材料，使我们可以根据它再现或恢复这个历史事件的特征；但不是将史料堆积起来，就能完成这个任务，多数史料不经过深刻、仔细和全面地分析研究，并与其它史料联系比证，是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因此，研究史料不仅在搜集，而更重要的是批判分析；史料学不是史料的记录，而是史料的研究方法和利用方法。”[2]（P277、280—281）此一对史料的定位，既是对传统认识的承继，更是一种升华。之后，郑先生还于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主编了全国文科教材《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八册《封建社会》（七）和南开大学受教育部委托主办的明清史进修班的教材《明清史资料》。其主要取向，前者为：“尽可能选录完整的资料……注意了资料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尽量多选原始资料，不用转手资料……资料原文不作任何改动，只对某些少数民族称呼的用字按照解放后通用汉字作了改变……引用书籍尽可能选用较好版本……收集的以汉文原始资料为主，也有很小部分的译文”[3]（《前言》）；后者为：“对于原始资料的选录，力求完整、系统、扼要……资料原文均不作变动，只将旧史书中关于少数民族的侮辱性字样，一律改用解放后通用的汉字。”[4]（《说明》）凡此，均可见郑先生对史料的重视程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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