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谈治史》一文中，郑先生还对史料的取舍做了整体概况。他指出：“我们在应用史料时，凡是同样的材料，我们则选用时间较早的；时间早，一定是第一手的材料；要用第一手的材料，不用转手材料。如果是同时的材料，则选用最典型的；典型的，是指比较完整、全面、鲜明、突出的；要用典型材料，不用泛常的材料。至于孤零的材料，则应有旁证，即间接证明；无证不信，孤证难立。此外，对于记载矛盾的材料，则应有交代。交代材料对不对和自己取舍的理由。要多闻阙疑，择善而从。”并强调：“史料必须经过甄别才好用，这就不免流于考证。小考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连篇累牍的烦琐考证，时间精力费得很多，往往得不偿失，并不可取。”[5]（P468）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郑先生为了引导后学对原始史料的重视，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种读书方法，其关键点则在于“要精读一本书”。据郑先生称：“我到处强调要认真读书，要做到‘博、精、深’三字，即‘博览勤闻’，‘多闻阙疑’。同时我还强调要精读一本书。我觉得：‘精读要一字不遗，即一个字，一个名词，一个人名、地名，一件事的原委都清楚；精读是细读，从头到尾地读，反复地读，要详细作札记；精读一书不是只读一书，是同一时间只精读一本，精了一书再精一书；精读可以先读一书的某一部分；精读的书可以一人一种’。‘精读与必读还有不同，精读的书不一定人人必读，如有人可以专读《山海经》，但《山海经》不一定人人必读；必读的书可以精读而不一定人人精读，如《通鉴》。’”[1]（P402）此一指引，既是郑先生几十年治学的甘苦所得，也确实对学人为学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正由于郑先生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所以解放前被目之为“史料派”，甚至在50年代后期被视为“唯史料论治学方法的典型”，然就实而论，郑先生之高度重视史料，既是对传统治史路径的继承、受20世纪初期新史料发现时代潮流的熏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同时又能有所更新、兼取其长，形成一种新的特色。前述郑先生对史料的定位，即是其证。而蔡尚思先生所记郑先生的如下一段话，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郑先生说：“有论无史是空话，不能令人信服；有史无论，是烦琐考据那老一套，在现在也还不能令人信服。清代朴学家是有益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也要占有全面史料，但光占有全面史料不行，还要有理论。即在史料中也还是要有观点的，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必然要用封建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了，这一点我在解放前是不充分理解的。”[6]（P280）所以，常建华先生总结郑先生的史料学特色说：“郑先生的史料学，上承乾嘉朴学，也多少受到近代史学观念的影响，理论体系主要来源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料学，而史例和经验则是自己的文史研究实践。”[7]（P248）洵为笃实之论。
二、注重个案研究
郑先生研治清史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清史探微》、《探微集》、《及时学人谈丛》诸书中。《清史探微》有两种本子，一是1946年初由重庆出版者，收文12篇；一是郑先生去世后由其子郑克晟先生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本子，收文40篇。《探微集》为郑先生亲定，以《清史探微》为基础，计收文43篇，由中华书局于1980年出版，其中有关清史的文章是本书的主要部分。《及时学人谈丛》则是郑克晟、冯尔康、陈生玺三先生编辑整理，由中华书局于2002年出版，清史文章亦占了相当大的部分，皆为《清史探微》等论文集所未收者。
在为《清史探微》所撰序中，郑先生述成书情形日：“天挺早失怙恃，未传家学，粗涉载籍，远惭博贯。比岁僻居无书，蓄疑难证，更不敢以言述作。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通雅君子原其‘率尔操觚’之妄，有以匡其违误，斯厚幸矣。”[6]（《原序》）又其为《探微集》所作《后记》称：“一九四五年我在昆明，为了归偿借款，印行了一本《清史探微》，叙目写了这样几句话……今天安定潜研的读书环境，远远不是当年所能想象比拟，但是我请求指教的心情仍和往年一样。因此，我把这本小书，仍称《探微集》，既表明书的内容微不足道，也表示我学无所成的惭愧。”[2]（P466）其实，这是郑先生的谦仰和虚怀，《清史探微》不仅其时足记，其文亦足存，《探微集》之内容也并非微不足道，恰恰体现了郑先生不断的探索精神；而这些著作则反映出郑先生不管外在环境如何，一直潜心治学、孜孜进取的为学个性，乃其几十年治学心血的结晶和不断升华。
郑先生对清史的探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一些方面：“（1）清代制度史研究的开启。即对奏章、宦官、包衣、兵制、科举考试、职官、幕府、礼俗等制度开展研讨。（2）清朝开国史和清初史研究，讨论的问题有清朝皇族姓氏源流、皇族血系、满洲统一、开国重要人物多尔衮、清入关前社会性质、清初三大疑案等。（3）强调对清代通史的研治。由于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将鸦片战争定为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水岭，造成清史研究的割裂，郑天挺先生强烈主张对清代历史进行整体研究。（4）清代历史定位，流行的说法是‘封建末世’，郑天挺先生提出‘晚期说’，与末世说形成对峙。”而罗继祖先生《读〈探微集〉》亦指出：“毅老这本《探微集》共分六个部份……和同时学者的著述如陈垣先生的《陈垣学术论文集》，陈寅恪先生的《春明馆丛稿》相比，篇幅都少，但几于篇篇精粹……有人说毅老在解放前是以‘史料派’闻名的，这话差不多。在《探微》这本书里，主要是清史上礼俗、典制、名称的考证，但都非常细谨，一笔不苟下，对于我们阅读《东华录》、《清史稿》等书，帮助很大。”[9]（P675、677）李侃先生则揭示道：“清亡以后，治史者多攻元、明以前古史，致力于清史者为数寥寥。郑老虽然深通古史，但却把注意力移向清代，实为有识之见。郑老研究清史，重点在清王朝入关前后时期，但是由于有关这一时期的资料比较缺乏，官方文献又多篡改，因此对于清代前期，特别是清入关以前诸多史事，往往众说纷纭。郑老的研究，就是先从考辨史事、制度入手，在此基础上，再进而论述满族统治者建国的历史渊源以及满族与汉、蒙民族之间的关系等重要历史课题。”[9]（P668）即此可见郑先生研治清史的视野和注目点之所在。
就郑先生有关清史著述来看，其对清史问题的探究，主要方式方法是注重个案的研究，而其特色乃在于从大处着眼、从小处人手，或大题小作、小题大作。郑先生之所以有此取向，是因为在他看来：“写论文和写专著不一样，写专著着眼点要大，要做到处处照顾，事事联系；写论文则要求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史学界过去写大东西占得力量太多了，而小问题没搞清，往往以讹传讹。我们应该从整个历史的发展出发，一个个解决小问题，向前推进。做到对自己有收获，对别人有帮助，对历史有发展，所以叫‘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这也就是郑先生“探微”的独特之处。王处辉先生就此“恍然大悟”道：“先生提倡‘探微’，决非随意选些什么小题去作，而是要研究那些在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的‘小问题’。先生之倡‘小’，似小而非小，先生之探微，似微而不微。”[1]（P287）冯尔康先生亦深有感触地说：“先生的‘探微’，是一种方法，是从具体问题着手，一个个地进行研究，以期对历史的某一个方面作出说明。说起来是‘微’，其实并不微末。‘探微’可以说是先生研究方法的形象表述。”[1]（P304）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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