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8:10:45 《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 赵轶峰 参加讨论
三 关于实证主义的反思及对批评的批评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除了受到各种历史观、价值观的影响之外，在具体方法论层面，得益于广义实证主义甚著。中国历史学实证主义有两个渊源，一是传统史学中的直书、征信传统，尤其是乾嘉时期疑古、考据的传统；二是欧洲兰克学派史学的影响。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奠定了世界范围内客观主义历史学的基础。他主张历史著述的基本原则在于以过去事物发生本来的样子呈现过去，坚持具体经验立场，认为历史学的科学性基于其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和严谨的方式，不在于使历史学成为普遍知识的属性。他特别强调原始档案的价值，引导了历史研究引述原始文献来论证问题或叙述史事的实践。因为这种客观主义史学是在科学与理性彰明的时代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与自然科学一致的意念考察和叙述人类以往经验，以根据证据发现和澄清事实为目标，以发现和叙述历史事实时保持客观性为追求。因为历史研究所使用的证据大多来自书写资料，文献学自然而然地成为历史研究的最重要基础。受兰克学派很大影响的中国史学家傅斯年即曾说道：“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富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他认为：“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④他以历史学为与自然科学无异的学问，以史料学为史学的核心，主张纯学术的历史研究。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在各个阶段，都伴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历史文献学的扩展。梁启超在归纳清代汉学的实证精神时，指出此种精神的核心在于“实事求是”“无征不信”⑤。具体而言：1.凡立一义，必凭证据；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3.孤证不为定说；4.以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为不德；5.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研究；6.采用旧说必明引之，以剿说为不德；7.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不以为忤；8.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求笃实温厚；9.喜专注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10.文体贵朴实简洁，忌“言有枝叶”⑥。这种方式，至今是中国史家工作的基本理路。 实证主义史学在20世纪受到来自哲学、语言学、后现代思潮、历史相对主义等各种来源的不断批评，也受到历史学意识形态化的干扰。到20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颠覆实证主义已经成为新潮史家或历史哲学家彰显新意的一个标签。一些学者宣称历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一些学者通过采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改造历史学或者另辟蹊径；还有一些学者采用戏说的方式把历史学推往消遣的方向。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艾文斯(Richard J.Evans)例举了许多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历史学的批评，并指出：“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学的批判是如此具有威力且影响深远，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停止了对真相的追寻，放弃了对客观性的信仰，而且不再以科学性的取径来探索过去。”⑦对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批评，显然对历史学家对待自己工作的观念和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实践历史学家头上，盘旋着愈来愈浓厚的疑云。与此同时，试图超越实证主义历史学的研究者所完成的历史研究著述虽然别开生面，但在关于历史事实澄清方面的严谨性并未超过实证主义史学家的优秀著作，证据不足和过度诠释情况比比皆是。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并没有直接开出整体上更佳的历史研究范式。 由欧洲哲学家发动的对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批评所针对的直接对象，当然不是现在中国实践史家所秉持的历史研究实证方式，而是欧洲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和一些实证主义哲学的命题。早在实证主义历史学兴起的时代，黑格尔就曾在讨论他归纳的3种历史——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的时候，关注到历史学家本人意识向其著述的渗透。这种渗透在诸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代表的原始的历史即以史家自己所关心的同时代历史为对象的历史著作中就已经难以避免。在反省的历史即超越历史学家自己时代范围的历史著作中，历史学家更是在整理资料的环节就需要运用“自己的精神”，而且在写作时“必须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他的叙述……由‘思想’来概括一切，藉收言简意赅的效果”。在说到反省的历史中被称为“实验的历史”的一个分支时，黑格尔其实已经为后来克罗齐的那句名言预先做了注脚。他指出，当我们研究“过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现在”涌上心头，这是史家自己精神活动的结果，“历史上的事变各各不同，但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联系只有一个。这使发生的史迹不属于‘过去’而属于‘现在’。所以实验的反省……使‘过去’的叙述赋有‘现在’的生气”⑧。我们必须注意，黑格尔仅仅指出反省的历史学家会将“现在”的意识投射到“过去”，并没有因此认为这是一切历史应该采取的做法——反省的历史本来就不是黑格尔心目中最理想的历史。在谈到第三种反省的历史即史学批评时，黑格尔在简单提到法国的这类批评曾经贡献许多深湛和精辟的东西之后马上指出，德国的学者则曾经假借批判之名“就荒诞的想象之所及，来推行一切反历史的妄想谬说……以主观的幻想来代替历史的纪录，幻想愈是大胆，根基愈是薄弱，愈是与确定的史实背道而驰，然而他们却认为愈是有价值”⑨。显然，黑格尔既已深刻察觉史家观念在其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参与，又保持着对于历史记录作为底线的尊重。至于黑格尔理想的历史即哲学的历史，是思想充分展开的历史，因而容纳更多的主观性：“‘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这种历史虽然被黑格尔称为历史，实际上仍是哲学。而“哲学的范围却是若干自生的观念，和实际的存在是无关的”。哲学关心本质，历史学关心存在。所以黑格尔要完成他的历史哲学，就要提醒自己：“我们必须审慎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被职业历史学家所左右。”⑩他理想的历史学家，其实是关照历史经验而以呈现永恒本质为己任的一种特殊的哲学家。然而，历史学家本无需以哲学家自处。 19世纪末，对倾向于模仿自然科学的欧洲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反思已然深入，而其方向并不是解构历史学，而是探析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文德尔班(W.Windelband)1894年发表《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指出：“科学以认识普遍规律为目的，而历史学则以描述个别事实为其目的”；自然科学是“合乎规律的”科学，历史学则是“个体叙述的”科学。他认为：“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知识是由价值判断——也就是，对它所研究的那些行动的精神价值的看法——组成的。因此，历史学家的思想乃是伦理的思想，而历史学则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学家对个体所做的工作并不是要了解它或思考它，而是以某种方式来直观它的价值；这种活动大体上有似于一个艺术家的活动。”(11)这种分析，解除了历史学家认识普遍规律的义务，使得他们有理由不去模仿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对本质的诉求，而获得一片个别事实的天地。但是，文德尔班夸大了历史研究的伦理性质。历史学家关于历史事件的知识可以融入价值判断，也可以不融入价值判断，或者虽然融入价值判断，但那种价值判断并不至于歪曲事件真相。如果历史学家工作的意义全在于或主要在于以艺术方式表述自己的价值观，人们就尽可以抛弃历史学家，直接去读艺术家的作品。历史学家的工作不能不渗透思想，但除了思想也需有可取的事实。在这里，黑格尔告诉我们历史学家的工作是追求本质，与哲学家并无二致；文德尔班告诉我们历史学家的工作是表述价值。他们都把历史学家工作最为基础性的部分，即理析出具有高度可取性的事实，降格到非本质的地步。 稍后，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主张：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无论历史学家所叙述的历史距离他的时代多远，唯当其被历史学家所理解的时候才是真历史，并无例外地成为“当代史”，否则就是一种空洞的回声：“假如真是一种历史，亦即，假如具有某种意义而不是一种空洞的回声，就也是当代的，和当代史没有任何区别。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回荡。”因而，“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12)。他所说的这种“真历史”与编年史(chronicles)相对而言。“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13)编年史是精神消逝了的历史，是历史的残骸。我们不难在这里看到克罗齐的主张与黑格尔主义深度共鸣——虽然克罗齐曾经对黑格尔进行批判。他们都把历史学家视为思想者——如果不一定是哲学家。我们可以赞同他们把历史研究视为当下思想活动的主张，但是他们都过度强调历史作为历史学家行为的性质，偏爱心灵体验的真实性。历史学家如果确然依照这种定位来从业，那么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实证基础的解构也就大致可以成立了。问题是，这些伟大哲学家对历史学家的定位，只是推崇了对历史的一类以思想探索为主旨的高妙研究，却远远没有界定实践历史学家的普遍工作方式，忽略了历史研究澄清以往事实本身的意义。以思想探索为主旨的历史研究自然会多种多样，问题是思想的驰骋要不要受事实基础的规范。 柯林武德(Robin G.Collingwood)1946年出版的《历史的观念》也对实证主义进行批判。他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名言，和克罗齐的那句类似的话一样流行。他的全部史学思想当然有对整个欧洲历史思想进行系统梳理的根基，但他的这个最著名的主张却是以很简单的方式推论出来的：“自然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而历史的过程则不能。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14)通过透视单纯事件背后的思想来理解作为过程的历史是可行的，但是这仅仅限于那些由人的思想所支配的行为导致的事件，而人类以往的经验中有许多并非由人的思想来决定。比如人口结构、经济状态等这些我们前面所说的历史上的结构性事实。如果承认经济是人类历史经验的一个侧面，就需要认真对待经济演变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如果这只手是思想操作的，就不是看不见的了。所以，虽然柯林武德的确指出了历史学家实现历史通贯理解的一个途径，他也实际上窄化了历史的范围。他试图将历史学从“剪刀加糨糊”的技术性工作升华到思想追求境界的论述富有启发性，但他的实践方案却颇有局限。历史不仅是思想史，不仅人口增长的事实不是思想史，而且“史家著述”意义上的历史虽然必须用思想来组织，却也不能归结为思想史。柯林武德所说的“思想史”——对他而言是一切历史，只是历史学家据以呈现自己思想的历史著作。这即使在“思想史”的一般意义上说，也是十分狭隘的。果真如此，历史舞台就被大小思想家站满，其他人就无地自容了。不过，柯林武德虽然过分强调思想，但是却与历史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他认为：“历史学是一种研究或探讨……总地说来它属于我们所称的科学，也就是我们提出问题并试图做出答案所依靠的那种思想形式……科学是要把事物弄明白；在这种意义上，历史是一门科学。”(15)根据他的论说，历史学是否具有科学性，不应该仅仅从其研究的对象和依据的性质角度看，也要从研究的方式和目标角度看。历史学的目标，就是把往事弄明白。既然如此，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毕竟还是要查看证据，即使其呈现自己研究的结果时非常强调思想的意义也是如此。柯林武德如此强调思想意义的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孔德(Auguste Comte)推崇的模仿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兰克的客观主义历史学的。孔德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有两件事情：一是确定事实，二是构成规律。这种观念延伸到历史学领域，就引导大量优秀的历史学家努力去积累和考订自己认定的证据性资料，但是他们迟迟不能进入实证主义指引的第二阶段即构成规律。于是，正视这种情况的历史学家，如兰克，“终于认为，发现和陈述事实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就够了……历史学作为若干个别事实的知识，就逐渐作为一项独立自主的研究而使自己脱离了作为普遍规律的知识的科学”(16)。于是，历史被分割、碎化、硬化，脱离思想而被诟病为“剪刀加糨糊”的历史证据搜集。柯林武德并不否认历史证据的存在和意义，也不否认历史事实，他是在努力通过倡导思想贯通而将流于碎化的历史学提升到高级水平。这样来看，我们从柯林武德那里获得的启示，就不应该仅仅来自他那句强调思想的名言的表面含义，而要注重他对历史学从自然科学化坠入机械、碎化的反省。尤其是，我们不应该把柯林武德视为解构历史可认知性的先驱。 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在《猜想与反驳》等论著中，对实证主义进行了逻辑层面的剖析。他认为：逻辑实证主义把可证实性看作科学区别于非科学的分界是不能成立的。如牛顿宣称自己的理论并非推测，而是对事实的真实描述，是通过归纳法建立起来的，然而牛顿理论虽然经过证实，后来却受到爱因斯坦理论的否证。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发展意味着任何理论，不管它曾经受过何等严格的检验，都是可以被推翻的。可证实性不能构成科学与否的尺度，可以构成这种尺度的是可否证性，一项结论需在逻辑上或原则上有可能与一个或一组观察陈述相抵触，即可以接受逻辑的检验，方归于科学范畴；凡逻辑上不可否证的皆不属于科学范围。按照波普尔的论说，归纳逻辑并不能保证认识的科学性，可实证性也不是科学的基础，只有可否证性才是科学的逻辑基础。因为实证主义的主要逻辑路径是归纳逻辑，所以波普尔的这种论说通过对归纳逻辑本身作为达成科学认识的途径的质疑，进一步撼动了实证方法的权威性(17)。然而问题是，波普尔所讨论的科学认识，始终是作为理论的认识，如果不是一种复杂的理论，也是一种全称肯定判断，如“凡天鹅皆白”之类。一个历史学家如果并未沉迷于孔德式的社会科学，对普遍性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致，他做出的大多数判断是诸如“某时某刻出现于某地的那只天鹅是白色的”，至于全天下的天鹅都是什么颜色，他并不一定要追究——虽然他也可能对之有些兴趣。换言之，历史学家的大量工作是把对象作为有限个体来认识，而不是把判定全世界所有同类个体的总体属性作为自己的任务——即使倡导通贯思想的历史学家也是如此。归纳逻辑可以证实历史学家所要弄清的大量事实，比如通过教会洗礼记录来判断某年某地受洗人数，或者通过统计明朝每个皇帝的生卒年来计算明朝皇帝在世的平均年。因为历史学处理的个体对象总是在特定时空框架之内，是有限对象，所以通过归纳个别来实现对一般的有效判断是可行的。演绎逻辑，基于已知普遍性推导个别之性征的方法，在历史学中的适用性小于在自然科学中的适用性。历史学触及的普遍性是基于具体事实辨识、分析实现的依然有具体性的一般属性、特质、可能性，皆为假说，历史学也不以揭示绝对普遍性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为目标。所以，波普尔所指出的归纳逻辑的局限，并不否定历史实证方法之成立，而他的否证方法，则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探寻真实的逻辑纳入广义实证方法范畴之中。 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对被他称之为历史经验主义(historical empiricism)的兰克学说以及其后的各种讨论进行批评，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18)。而“历史事实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因为事实之所以变为历史事实，是要靠历史学家根据事实的重要性而决定。历史中的客观性——假如我们仍旧可以适用这一传统术语的话——不可能是事实的客观性，只能是事实与解释之间，只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客观性。”(19)然而，历史事实完全可以是客观的，并非总是要靠历史学家的重要性尺度来决定，这在前面关于阿甲的讨论中已经说明。卡尔所说的作为现在与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的那个历史，只是作为史家思考内容和叙述文本的历史，而历史学家并没有资格因为自己以研究过去的事情为职业就断言任何往事除非进入他们的视野就不算是过去的事情。卡尔之所以把事实的客观性着落在处于“事实与解释之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上面，就是因为他把“事实”与“历史事实”断然分为两种事，这样的“历史事实”当然就只存在于历史学家的心中。问题是，历史学家心中的历史只是作为映像和知识的历史，那些被他判定为不具备客观性的“事实”才是历史。卡尔所谓“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只能是心灵事实之类的客观性，而如果历史学家仍以了解人类经验为职事，他们真正关注的就不可能是这类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各揣心腹事的心灵事实，而是过去发生的那些人类事务。 1973年，美国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出版《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成为迄今为止解构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旗帜。他在该书中选出“在构思历史的可能方式这一方面始终是公认的榜样”的历史学家米什莱、托克维尔、兰克、布克哈特和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进行比较，以探寻“哪一位的做法表现出历史研究最贴切的方式”(20)。结果是：“占主导地位的比喻方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构成了任何一部史学作品那种不可还原的‘元史学’基础。”并且，19世纪欧洲史学大师著作中的这种元史学因素构成了种种暗中支撑其著作的历史哲学，如果没有这些历史哲学，那些大师们绝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21)。因为怀特的“元史学”是指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论著中占主导地位的比喻方式以及相伴随的语言规则，而这种元史学又构成了那些历史学家写出典范著作之支撑的历史哲学，因而语言就是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乃至诗人著作的根基。从而，历史学家叙述的起点和终点是他们自己叙述策略所确定的故事起点和终点。换言之，历史学家的修辞系统事先决定了其叙述的形式乃至叙述的内容。在这样的语境中，语言是本质，语言所传达的内容是由语言派生出来的，历史的内容是构造的。怀特的这项研究出版40多年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学理论界流行的认为历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的看法，主要是由这项研究推动的。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怀特曾经申明，他的研究方法是“形式主义的”，即“我不会努力去确定某一个史学家的著作是不是更好，它记述历史过程中一组特殊事件或片段是不是比其他史学家做的更正确。相反，我会设法确认这些记述的结构构成。”(22)他所说的形式主义方法，指的是并非从内容角度而从运用于叙述策略中的语言方式角度来分析选定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著作。他从一开始就把历史学家著作的内容符合事实的程度问题悬置一边，而把叙述或论证的形式作为核心问题。正是在这样选择之后，他才会说：“选择某种有关历史的看法而非选择另一种，最终的根据是美学的或道德的，而非认识论的。”(23)概括地说，认识历史学家叙述中难以根本避免主观预设并不是怀特的发明，他的贡献在于从语言和修辞的层面揭示了历史学家预设在其叙事中展开的形式和难以察觉的程度。他的根本问题则是，从语言和修辞策略层面对历史学家著作的分析是过分“形式主义”的，仅仅指向叙述的语言学结构，而这种结构类型非常有限，使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历史学家的著作，就如同分析音乐家的作品时仅仅将之归于若干“调”一样，根本不进入那些作品的内在品质问题(24)。而且，怀特分析的对象仅仅是19世纪欧洲的8位学者，与所有西方历史哲学家一样，他没有把欧洲以外的其他历史学传统纳入视野(25)。无论如何，怀特推动的所谓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26)大幅度地把历史学从实证主义的基点拉开，成为话语建构的事情。但即使关于历史学家叙述受语言制约的所有分析都是正确的，也不过是指出了历史学家叙述受到人类语言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波及历史学家，也波及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因而，这种看似高妙的论说，不过是指出凡人用语言表述的东西都具有建构性。即使所有被使用的语言都具有预置的规定性和选择性，语言究竟还有没有可能表达准确的含义呢?如果不能，怀特的那些振聋发聩的言论都是荒诞的；如果能，为什么哲学家能而历史学家却不能?问题并不在于历史学家所使用的语言是否带有人类语言必然具有的选择、建构性，而在于历史学家如何运用人类语言梳理、表述更符合实际的人类往事。在这种意义上，历史著作不仅与哲学著作、诗歌不同，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也各有符合历史事实程度的差别。况且，职业历史学家以与哲学家、诗人不同的方式使用语言。差别取决于其目标：历史学家的基本目标是尽量澄清择定范围人类往事的真实情况，包括澄清具体事实、具体事实系列和结构性事实；哲学家的目标是阐释关于界定主题终极意义的思想；诗人的目标是以优美感人的韵律语言抒发情感。由于目标不同，这三类人中，历史学家的语言以朴素、不易引起歧义和多解、接近常识(common sense)为特色。比如历史学家说到明清时代太湖水利的时候，不需要表示其所说的水之每个分子由两个氢原子加一个氧原子构成，即使那是科学意义上更本质的东西。历史学家使用朴素语言表述的历史，从来就不是百分之百精确的往事——人类语言根本不能以百分之百精确的方式重现过去发生的任何复杂事实。他们讲述的只是择定视角下往事的某一部分，或者某些要素、某些关系或属性。历史学家叙述所根据的证据也并不限于语言信息或者文字书写的文本信息。正如犯罪学家并不仅仅依据口供来判断案情，而是要审查各种各样能够获得的语言或非语言的证据。生活在公元前时代的司马迁就知道踏访历史陈迹，今天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凭借DNA鉴定来确定一具遗体的某些身体特征，可能根据全程录像来重构某次会议中发言的情况。而且，过去发生的事情并非一定在发生之后就无影无踪，只剩下某些人用语言留下的记录。历史会产生后果，其中一些会从上古投射到当今。哲学家谈论亚里士多德、孔子、黑格尔，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看到前人著作中提到了这些人，还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得到他们的影响，正如某些人的皮肤为白色而另一些人的皮肤为黑色并不依赖任何文本一样。 国际史学界关于记忆的研究在20世纪后期以来颇为兴盛，在中国也已经有所发展。彭刚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近年来，历史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这样一些概念，在学界和更加宽泛的文化生活中成为热点。在历史学界内，甚至有人称之为‘记忆的转向’。”(27)这种“记忆的转向”与以前流行的“语言学转向”一样，虽然反映出历史研究乃至历史学观念的一些动向，但都是一些研究者把自己的兴趣、取向夸大为历史学基本趋势的说法。中国史学界关注记忆可能与三个背景因素有关。第一，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评弱化了对历史认知确定性的信心；第二，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主张的从下而上看历史方法凸显了口述历史学的意义，而口述历史信息又凸显了历史信息的不确定性；第三，20世纪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被叙述者重述中发生的分歧，引发了保存这些历史事实可靠认知的焦虑。以记忆为关键词的历史研究体现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信息复杂性的体认，有助于提示研究者更加缜密地探索如何从这种复杂性中求取可靠的记忆，也开拓了历史研究深入考察原始事实引发的后续事实的视野。但是如果过度强调历史作为记忆的性质，就把历史纯粹知识化，把历史研究变成了知识社会学或观念研究(28)。记忆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所记忆往事的内容，其二是记忆作为一种行为发生的情境。前者指向记忆行为发生之前或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其意义取决于符合事实的程度；后者指向对记忆行为发生、再现的解读，其指向是记忆者的心理。近年流行的许多历史研究，采用文本流传历程取径，分析偏重流传情境，文本内容符合事实程度的问题反而止于扑朔迷离，研究者似乎用后继心态事实或思想事实替代了原本事实。事实具有唯一性，而对唯一的事实的记忆可以有多种，可以完全扭曲，因而对记忆的研究可能与原本的事实相关，也可能不相关。把历史直接理解为记忆还会把大量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排除在历史概念之外，而不为人知的事实依然是事实，依然可能对人产生作用。我们迄今对夏代的历史知之甚少，然而因为商代文化已经达到相当复杂的水平，必然有深深的根源扎系在其在先时代社会土壤和人类经验之中，因而我们有理由对商以前时代考古学保持密切关注，并且可以判定我们在所了解的商代历史中的一些要素，可能从夏代而来。这正如前面说到的那个阿甲的DNA，他的某些性格要素，来自他的父母。每次新史料发现都扩展了人们所知历史的范围，但并不是因为发现了那些史料，相关的历史才发生过，相反，因为那些事实发生过，所以才可能有后来的史料发现。当历史研究的对象被缩小为思想、心态、知识时，历史会被大大压缩，不被意识察觉的作用关系、结构、因果皆被推到边缘。历史研究中许多当事人难以察觉的内容，如经济类型、政治文化、人口趋势，等等，大多要由稍后或很久以后的研究者通过复杂的考察、比较、统计、分析呈现出来。 在语言建构性、诗性笼罩历史研究的语境中，历史研究与诗歌在揭示真相意义上的差别似乎只在于风格，其目标也就转移到以更优美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历史归结为记忆的语境中，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历史事实在后来人们心目中的印记，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这种对于很多人说来因追随历史观念流变而无意识偏置的心态，逐渐把许多历史学家的工作旨趣从发现和解释事实，转移到建构心灵旅途中发生的故事。可能与此相关，当下历史学家在澄清历史事实方面的能力比起更早时代并没有明显的增强，常常犹疑不定，历史学家解释的兴趣和能力却大大增强，对于历史解释主观性的容忍度也大为扩张。在各种理论方法潮流中，如果不能坚守历史学以材料为根基的实证理路，面对各种被曲解或过度解释的历史说，就只能作壁上观。以南京大屠杀为例，其间被残害的人数尽可以依据证据加以反复衡量，有所争议也属正常。但根本否定这一事件的言论也能流行，却显示历史学家在澄清相关事实中的缺位或尺度混乱。公众降低了向历史学家求问历史真相的信心时，对各种差异记忆、言说、解释的分辨力也变得朦胧。证据能够发出的声音太弱，主观性述说的空间太大，这是围绕南京大屠杀事件认识分裂的学理原因之一。历史研究中诠释域度的放大在历史观念层面把历史学从发现事实、澄清往事真相的事情，转变为历史学家展现思想和才华的事情。所以带有此种倾向的历史著作，或华美佻达，或哲理深奥，或跌宕起伏，皆以著述者本人的思想、文采，甚至想象来充实其作品，事实、真相则被降低为表达思想的材料。这在一定程度上，把历史研究变成了文学事业或思想事业。从实证的立场出发，历史学不过是发现事实、澄清真相的学问，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文采，皆应以最大程度上澄清真相为目的，故其文尚简非繁，其义贵明不晦。超过此义，就超出了历史学的本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