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历史学，发生变化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研究领域的扩大。1980年代以后，文化史与社会史再度复兴而成为显学，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社会文化史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引起部分学者的兴趣。但是社会文化史作为人们新的关注点，还需要史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力求在理论方法与史料方面有所突破。本文是对社会文化史几个问题的一些思考，希望学界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社会文化史的概念及研究对象
美国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于1989年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首次举起“新文化史”的大旗，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亨特曾指出，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1]（P198）新文化史又被称作“社会文化史”，它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史学流派。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一个社会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决定的；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变化引起了哪些思想观念的变化；由于新思想观念的影响使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一切都是社会文化史要研究的问题。
（一）研究社会文化史涉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大众本身的内涵是通过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和法权的地位来确定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些因素也不断地发生变化。西方学术界认为，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它是为大众服务的。而精英文化却是代表正统的、由主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那一部分精英所创造并欣赏的文化，也有人称之为“高级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虽性质各异，然它们的不同因素又被整合成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因而简单划分的确难以包容复杂的文化内涵。研究者容易忽视的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大众”和“精英”的含义也随之游离。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报刊杂志和其他大众传播工具是精英文化，然在今天却是大众文化；意大利歌剧在如今美国和中国都是精英文化，然在意大利却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创造者也不断改变其角色，并大有“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相互结合之势。以至于今天一些研究美国大众文化的学者认为，现代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是知识分子，因此大众文化的历史便有着“必然亦是知识分子的历史”[2]的趋向。精英文化源于大众文化，是从大众生活和文化中产生、是对大众文化和意识的提炼和总结。精英在社会文化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精英文化同时又是对大众生活和大众文化的体认、关注和指导。所以研究社会文化史既不能脱离大众文化，亦不能忽视精英文化。
（二）研究社会文化史要注意社会文化与国家意志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两者的相互影响和可容性。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治生活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使得社会生活带有明显的政治特色。这种政治特色又被相当数量的民众所认同和接受，形成了两者的互动和相容。其二，两者的对立性。如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精英把社会陋俗及国民劣根性视为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因此大众文化领域同时成为现代化机器的打击目标。现代化的推动者--包括精英和国家--都不同程度提出了反封建陋俗和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两者之间的互动和张力引起了社会文化的变革。这反映了社会文化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对立性。
（三）注重研究社会运动的社会文化意义。社会运动所揭示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形态是社会文化史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和宗教信仰的关系，近代社会的反洋教运动，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大跃进运动、红卫兵运动、四五运动、新时期的学潮等等，这些都可以从社会的文化与政治的视角进行探索，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进行研究。
（四）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注重多维的层面和角度。要考虑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也要考虑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还要考虑不同民族在相同时期内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并探讨这些变化的原由所在。
（五）社会文化史要特别注意研究已经发生变化的部分及其变化的程度。社会文化一般存在两种状态，一是恒常状态，一是变化状态。恒常状态是相对的，绝对的恒常状态是不存在的，但即便如此，恒常状态还是社会文化的底色。然而变化状态在改变着这一底色，改变的程度与变化的程度成正比。我们要注重研究社会文化的变化状态，对变化状态的研究有益于对当时社会特点的认识和理解，即有助于对某一历史时期特征的认识和理解，这正是我们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所以研究社会文化的变化状态是社会文化史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
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本文重点阐述以田野调查法为重点的对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
文化人类学在理论上颇具特色。西方人类学自形成以来，先后创立过多种不同的理论，影响较大的有进化理论（分为古典进化论和新进化论两种）、传播理论、历史特殊论、功能理论、文化模式论、结构理论、象征理论等。古典进化理论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是探求人类文化起源、发展和演化的一般规律的理论，以解释当时世界各民族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差异悬殊的原因。传播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主要由德国、奥地利和英国学者创立。它与进化论唱反调，强调文化传播在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以文化传播原理解释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相似性。历史特殊论形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美国学者创立，认为各种文化是各个社会独特的产物，相似的文化现象实际上都有其各自发展的历史线索；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主张要了解人类一般文化的成长法则，首先要研究各种文化单独的演变过程；强调对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材料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每一个民族或部落的具体资料重新构造其特有的文化历史。功能理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由英国学者创立。它强调从整体上研究一个民族的社会和文化，并重视对现实存在的社会制度的实地调查研究；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功能的、有机的统一体，各种文化要素正像一个机体的各种器官，各有其功能，共同维持一个整体的存在。有的学者认为“功能”主要是指人的需求的满足，即人的基本需要（生物性需要）和派生需要（心理性需要）的满足；有的则认为功能是构成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相互调和，使其整体持续保持稳定和一致的状态。文化模式论或文化与人格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学者创立。它主要解释各民族的性格为什么存在明显的差异，解释男女两性为什么在气质和性质等方面存在差异。结构理论或结构主义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由法国学者创立。该理论认为，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分析纷乱繁杂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表层结构，探索存在于不同时空的深藏于人类心灵中的普遍性结构，以认识、解释全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总原则。象征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由英国和美国学者创立。该理论认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文化功能或结构的分析，而是解决各种文化现象和行为所表达的信息或意义；主张把象征及其意义作为文化的核心进行研究，寻求象征的多层次理解。[3]文化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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