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考古学进步的两大引擎--社会科学理论与自然科学技术的协同发展
考古学产生于欧洲，传播、发展于世界各地，但不管你承认与否，美国考古学都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引领世界考古学进步的火车头。聚落考古学、新考古学、考古科技等现代考古学的新范畴，主要孕育和发展于美国。美国考古学发展、进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与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无疑是带动美国考古学发展的两大引擎。本次年会的大多数议题，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两个学术倾向。
上世纪60年代是西方考古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刘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的旗帜性文章之一《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阐述了将考古学置于人类学的框架下的重要性。“考古学的目的就是人类学的目的，而人类学的目的就是阐释整个时空内人类生存的物质的和文化上的异同”。70年代末，Binford将中程理论引入考古学领域，从此这个理论系统更加严密完善。社会科学理论是美国考古学，或者说是世界考古学重要的一大推动力。张忠培先生也曾指出：“考古学简言之，就是揭示、研究遗存及其呈现的时、空矛盾，并依此探索人类以往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考古学属人文科学范畴，研究对象是考古学文化所表象的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考古是广义史学中的一个学科，透物见人，研究历史，是考古学区别于狭义史学的主要之处”。中西方学者不同的表述传递了相同的信息，即考古学并不是简单的各种研究方法的汇总，也并不仅是使古代遗物重现天日的工具，而是要以此为基础，再上升到由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层面。在本次年会上，一场“考古学就是人类学：纪念刘易斯·宾福德从事考古50年”的专题研讨，总结了社会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在考古学中运用的诸多个案，如“宾福德在西南地区”、“理论、方法与实际工作：宾福德理论在田野中的应用”、“关于空间：遗址结构的两个个案”、“宾福德对阿根廷考古的影响”、“刘易斯·宾福德的交叉学科探索：加深民族学、人类行为和生理变异性之间的对话”等。
与之相对，或者说并行的考古学另一大推动力即为自然科学技术。本次年会安排了诸多科技考古方面的专题，以大量的研究实例说明了自然科学技术对考古学的重大影响。以显微技术为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石制品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在解释考古标本功能的过程中发挥了革命性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得到了新的线索和解释，更修正了以往类型学理论中的偏颇，裨补了其中的阙漏，而这两项技术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就是一台小小的显微镜。伴随着显微技术的进步，高倍金相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等等高端的精密仪器都被应用其中，使石制品功能学研究发展成为与原料利用、石制品制作技术、类型组合、人类行为阐释等领域并行发展的研究方向。“当前残留物分析在考古问题中的应用”专题中，很多此领域的细节都得到了展现，如“古代葡萄酒的分子证据探索”、“古埃及葡萄酒残留物的化学分析”、“被遗忘的细节：从食物残留物中发现的植硅体”等。另一个良好的例证是测年技术的应用，大尺度的古地磁年代学、钾氩法测年和精细的碳十四测年技术极大程度地弥补了地层学的不足，为考古学家厘定遗址年代框架、探寻时空关系提供了标尺，为一些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门窗。古DNA分析则在人类的起源与迁徙、动植物驯养、农业起源等诸多方面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使很多理论模型与假设得到了证实，又为提出新的框架与假说奠定了基础。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当人文精神中吹入了自然科学之风，考古学家们受益匪浅。在本次年会上，一场“美国考古学危机”的论坛中，来自哈佛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波士顿大学、蒙特利尔大学、多伦多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宾州大学、史密斯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伊利诺斯大学、亚利桑那大学等传统名校及研究机构的考古学者，回顾和检讨了过去半个世纪科技考古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指出了以往传统考古学家们在借用科技手段时的局限与偏颇，评价了先进科技考古发展的良好态势，并对今后的科技考古之路进行了展望和指正。本次年会的其他一些专题也呼应了这场讨论，如“跨越界限：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加勒比考古中新技术的应用”、“从同位素的观点探讨加勒比文化的移动与起源”、“特里尼达岛人类的定居行为：以沉积中的孢粉为证据”等。
的确，如同任何不同性质的事物互相碰撞融合的过程一样，在自然科学移植入考古学的过程中，难免发生负面的摩擦，在传统的、经典的，在前人看来稳如泰山的已有理论框架被修正、被填补时，冲突也频繁发生。不同的学科背景导致双方各执一词，加之自然科学中也存在着技术层面的诸多漏洞，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科技考古之路并不一帆风顺。由此造成的局面就是，二者成为了一直打斗的连体儿，无法分离却又一路磕绊。半个世纪过去了，很多人无法再坐视这种局面，希望二者能完成这种纠结的融合，成为人类学之下成熟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的从事理论考古学和从事科技考古学的前人后辈意识到，“科技考古学”最终仍落在“考古学”这个关键词上，而考古学又属于人类学的范畴，应该说，三者殊途同归，在追求的最终目的上是同一的，有着同样的待解决的问题，大家何不互相沟通，呈现不同专业背景的优势，使连体儿合为一体，以自然科学的强健躯干同社会科学的深邃头脑齐头并进呢？！
三。美国考古学会上的中国与东亚考古
近些年来，SAA的学术年会一直凸显着考古学现今的国际化趋势，不同国家地区的学者远渡重洋聚集一处，带来不同的信息。中国作为考古资源大国，在遗址的发掘、标本研究、方法与技术的利用上有着迅猛的进步，同时也与西方国家有着空前密切的交流。本次年会上的“东亚史前、历史时期器物生命史”和“中国考古田野工作国际合作新进展新成果”两个专题上，美国和中国的从事中国考古学的学者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
中国疆土上生长的考古学文化在世界考古学文化中的地位是可圈可点的，内陆的古代文明向西辐射至西亚、中东和欧洲，东南部的古代文化除了辐射至东亚、东南亚的岛屿之外，还更通过海运传达至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这些史前及历史时期的交流和互通都在各地的考古遗址中得到了体现，被考古学家们长期讨论。结束了固步自封、闭门造车的旧岁月后，中国的考古学引进了西方考古学方法及理论的新空气，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学者都对目前与美国、欧洲以及大洋洲进行的合作项目作了翔实的汇报。“黄土高原西部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东亚陶器起源”、“中国国际合作项目中放射性碳测年的应用”、“中国东北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中国东南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经济方式趋向”、“浙江田螺山项目的新近成果”、“宋家河坝：小型居址的调查、发掘及地球物理学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中澳伊洛河地区项目”、“四川九寨沟国家公园汉代居址考古研究”、“鲜卑、契丹、辽或金？赤峰边缘地区考古学研究”等等报告。除此以外，在“东亚史前、历史时期器物生命史”论坛上，日本、韩国、美国和中国的考古学者更是打破疆域的界限，将目光放置于整个东亚，将这一大地区作为一个文化单元，探讨其与东南亚、南亚、大洋洲文化演变的关系。
美国考古学会立足美国，面向全球。学术年会举办的75年来，每次的规模和所设置议题都超过前次的水平，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在学术国际化的趋势下，必将不断地有新鲜血液注入，学会必将继续发展壮大，继续发挥它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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