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四十年里，西方和非西方的评论界一再声称历史意识是一种工具，西方世界不仅利用它对非西方世界，而且也对自己的民众，如妇女、少数民族和下层阶级实施霸权统治。在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人们一直相信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这种信念却受到质疑。究竟能不能按照客观标准考察历史？西方秉承的理性思维被雅克·德里达①（Jacques Derrida）、琼·斯科特②（Joan Scott）和其他人驳斥为逻格斯中心主义。过去，许多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历史思想家都强调任何历史描述都带有虚构的特点。历史终归是一种“器”，一种获取权力或者霸权的工具，它根本不可能要求真实性。本文的要旨就是探讨这种批判的合理性究竟有几分。
对现代历史意识的批判并不新鲜，其源头可以往上追溯到18世纪后期。当时的早期浪漫主义者就开始对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感觉不适，到了19世纪后期，这种不适在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等文化评论家的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浪漫主义者如诺瓦利斯（Novalis）怀古遁世，缅怀着过去的基督教等级社会，所以他们的批判保留了些许乡愁的特征。但是这种乡愁在布克哈特和尼采身上难觅踪迹，相反，他们要求与基督教断绝关系，庆贺解脱。虽然布克哈特赞同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替代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但是他和尼采都希望建构一种新的精英式的社会制度，尽可能消除现代社会的解放因素。在这个刚刚开始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当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地位平等的时候，布克哈特和尼采却惧怕所谓的民众平庸性，认为这将对西方世界的文化财产构成危害。相反，在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思想家看来，现代社会还远远不够平等，随处都带有压迫的痕迹，这也正是它一再受到批判的主要方面。然而，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琼·斯科特（Joan Scott）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一些思想家对理性的批判，竟然与反民主主义者（如布克哈特和尼采）及海德格尔（Heidegger）从法西斯主义角度所提出的观点惊人的一致。③
20世纪后期的解放主义思想家，包括后殖民主义世界的思想家如艾胥司·南迪（Ashis Nandy）在内，为何一再援引19世纪后期、20世纪上半叶精英主义甚至是原法西斯主义思想家的文化批判思想呢？在第三帝国结束之前，这种文化批判思想均来源于右翼分子的阵营，可是在过去的30年里，它却转到了左翼分子、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思想家的阵营里。这些人虽然很愿意与现代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和统治结构抗争，但是只继承了前人的很多非理性主义思想，而不是批判地分析非理性主义的内涵及其政治意义。
不论是对于右翼阵营的文化批判前辈来说，还是对于左翼阵营的文化批判新秀也好，他们主要的问题是争议，或者说拒绝“启蒙”。“启蒙”被理解为“现代时期的核心话题”。对于19世纪的保守思想家来说，启蒙运动意味着和基督教分裂，从一个有机相连的社会过渡到残缺不全的社会。尼采在表明自己和基督教断绝关系，选择一条与基督教信仰完全分道扬镳的道路的时候，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启蒙运动的宗教批判。不过在批判过程中，他遵循的目标与启蒙运动的宗旨--即人摆脱他定，实现人人平等--完全不同，而是消灭传统的、被他称为“奴隶道德”的伦理制度，因为它限制了天才的嗜权者对大众的统治。两次大战期间的决断主义者，例如德国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汉斯·弗赖尔（Hans Freyer）、阿尔夫雷特·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以及意大利的达南齐奥（D’Annunzio）、让蒂勒（Gentile）和墨索里尼等等，拓展了这种批判，并转向建立一个专制的元首国家。但是以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Adorno）④为首，流亡在美国的学者开始对启蒙运动进行另一种方式的批判。他们遵循解放运动的目的，援引法兰克福学派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但同时也吸收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很多思想。启蒙运动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让人类从神话里解放出来，启蒙致力于使人类通过明智的理性行为从“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状态”（引自康德）中走出来。但是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都认为，启蒙运动导致了新的神话和新的“未成年状态”。科学原本应该把人类思想从神话中解放出来，可自己却已变成了神话。就是这同一个科学，原本应该解放人类，可现在在人的眼里却成了极权主义统治的工具。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写道：“理性扮演着适应手段的角色……它的诡计就在于，让人变成越来越富有的野兽。”⑤也就是说，理性在他们看来，现在完全等同于一种把不同的现实事物还原为抽象的几个量的方式。“数字成了启蒙思想的准则。”⑥
可是，启蒙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它是一个时代概念，代表着18世纪的各种思想观点。但18世纪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时期，各种宗教信仰复兴活动（如虔信派、卫理公会派和哈西德派犹太教运动）和早期浪漫派竞相涌现和发展。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常常让人无法分开，像西奥多·卢梭（Theodore Rousseau）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在启蒙运动里面，人们又能看到一种理想典范的意识，这种意识不断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因此，启蒙运动的思想特征就是一种认知过程，即人运用理性批判传统和制度，达到理性行动。但是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认为，启蒙运动所谓的理性概念其实包含着一个根本矛盾，即理性既含有规范性意义，又有工具性意义。但是启蒙思想的支持者常常意识不到这种矛盾。理性的规范性意义指的是，如上所述，使人类从“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来，从而能够按照自己批判的理性标准决定自己的生活。政治上，这就意味着，就像康德和孔多塞（Condorcet）强调的那样，一种共和政体的世界联邦，在这个联邦里面，人类可以自由地自我发展。孔多塞在1794年出版的《人类精神进步论》（Entwurf einer historischen Darstellung des menschlichen Geistes）一书中，极其详尽地阐述了启蒙运动的理想典范，即实现人人平等（包括妇女的两性平等），取消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消除愚昧和迷信，实现机会均等，消除贫困，以及利用医药的发展进步消除疾病等等。几乎和孔多塞在同一时期，1798年托马斯·马尔萨斯⑦（Thomas Malthus）预言，如果可怜的人类不节制性欲的话，人口数量将呈几何数量增长，造成巨大的人类灾难。与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人口论相反，孔多塞坚信，借助科学方法可以提高食品的生产量和控制人口出生率。于是，孔多塞也把理性当作一种控制世界、为人所用的工具，但这种科技进步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用来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手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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