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力扩研究范域。中大语史所致力于语言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文籍考订学和历史学研究，创设人类学馆、历史博物馆，融贯中西新旧；新修广东通志、语言及国语教育法研究、公文研究，既符合中大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又不悖傅斯年改革中大文史科的初衷：“至于不得不有之国文系，已改为中国语言文学系，但思为中学校造几个教中国话--不容易--的教员而已。”（48）后来，他进一步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追求研究材料、方法和工具的不断扩充，使中研院史语所在考古发掘、语言学、方言学、民族学、人类学调查、明清史料整理等方面卓有成效。
再次，注重研究队伍的学术水准。中大语史所已聘九位指导教授都是中外学术界著名学者，除了傅斯年、顾颉刚、赵元任、何思敬外，高本汉是“瑞典古登堡大学教授，为现在世上研究汉语流变之最大家”。史禄国（Shirkogoroff）是“俄国人类学家，前厦门大学教授，英国亚洲协会会员，在满洲实地工作多年”。吴梅是“前北大东大教授，为中国研究词曲律则之最大家，著作久行于世”。马衡是“北大考古学教授，北大古物之搜集，由其一手成之”。俞大维“在欧洲留学者中，公推为天资最高、学业最博者”。（49）
作为左右中大语史所的两强，傅斯年和顾颉刚的学术理念大同小异，具体做法则有不同。《语史所周刊》的《发刊词》，不仅揭示了中大语史所的学术精神，也反映了它与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中研院史语所的学术传承关系，是理解顾颉刚治学路向及其与傅斯年学术理念异同的一把钥匙。（50）顾颉刚治学主要用“历史演进的方法”、“用证据去修改假设的方法”，解决了中国古史的许多问题，但前者只能在较浅层次中寻找事物的来龙去脉，而不能完全揭示历史的真相，只能起到破坏非信史的作用，而不能直接从事信史的建设，发展到极端甚至对重建信史有负面影响；后者虽是一个科学方法，但他在提出“假设”时，往往使用“默证”，亦影响其结论的科学性。（51）
傅斯年的治学路向有别于顾颉刚。钱穆认为，顾氏史学渊源于崔述的《考信录》，以“疑古”为务。傅氏“似尚有迥异于此者。如其以历史语言二者兼举，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无此根据。即在西方，亦仅德国某一派之主张”；在中国，“尤属创新”。他主持中研院史语所在地下发掘与龟甲文研究两门，“皆确然示人以新观念，新路向”。他“心中之史学前途，则实不限于此两者”。（52）钱穆所论大致确当，但傅斯年将语言历史学并举的想法或许来自德国，心目中的典范却在法国。（53）
中大语史所“以作语言与历史之科学的研究，并以造成此项人才为宗旨。”（54）在这里，“科学”主要指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精神。中大语史所在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领域，从事科学研究，传承和发展了北大国学门的新学术事业。
董作宾主编《民间文艺》，提出研究“民间文艺”具有“学术的”、“文艺的”、“教育的”目的（55），继承和发展了北大歌谣研究会追求“学术的”、“文艺的”精神。（56）他对“民间”的诠释，“不限于汉族”，而包含“中国领域内的一切民族”，既突破了北大歌谣研究会专注于汉族的狭隘，又大大扩充了厦大国学院风俗调查会想调查“有特别文化的人群（如曲蹄，畲民等）”的范围。（57）他对“文艺”的理解，“不限于韵文”，而广包一切民族的一切文艺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变革：“在我们的眼眶中，歌谣、谚语的价值，不亚于宋词、唐诗；故事、传说的重要，不下于正史、通鉴；寓言、笑话，不让于庄生、东方的滑稽；小曲、唱书，不劣于昆腔乐府的美妙。因为这是民族精神所寄托，这是平民文化的表现。”（58）与刘复论《尚书》和小唱价值的“大”、“小”有异曲同工之妙（59），其实质就是一种学术平等的眼光。董作宾来自北大国学门，自然懂得学术平等的意义，故将征集、发表、整理、研究中国全民族文艺视为《民间文艺》的唯一使命。十年后，他说：“吾道南矣。”（60）
钟敬文作为北大和中大的民俗学运动的亲历者，认为后者“不仅仅”是前者的“一般继续，而且是大踏步前进了”。（61）杨堃考察中国民俗学史，认为中大民俗学运动“原是一种新史学运动，故较北大时期的新文学运动的民俗学运动，已经不同，已有进步。这是代表两个阶段，亦是代表两个学派的”（62）。自从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中国学者的治史观念、方法、对象、范围大变。顾颉刚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大语史所的学术经历，就是他借助民俗学来研究史学，提倡民史的过程。（63）傅斯年将中大语史所提倡的西南民族调查研究进一步落实并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发掘殷墟和其他古遗址，为古史重建提供了现实的和历史的依据。
从搜购古物、访古调查到实地发掘，表明中国考古观念在更新，考古方法在进步。1928年10月，中研院史语所试掘殷墟成功。傅斯年在报告此事时，强调现代考古“不仅在于文字”，还要获得“无文字之器物”，更要获取“地下情形之知识”；否则，“所得者一，所损者千矣”。（64）他大胆聘用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主持考古学组，采用现代田野考古方法和技术，标志中国考古学现代转型。
北大国学门开始懂得语言学调查的重要，林语堂起草的《方言调查会宣言书》被视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里程碑，标志现代方言调查的起步。（65）中大语史所囿于人力和技能，方言调查停留在纸面上。到了中研院史语所语言学组，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各民族语言调查，收获不少。
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方法和工具。中国过去做学问往往以正史和官书为材料，顾颉刚为中大购求图书，突破传统观念，将搜购的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及丛书、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账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会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育书、古存简集、著述稿本、实物之图像等16类（66），大大拓展了史料来源。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表明中研院史语所的努力方向是：“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67）从而迅速取得实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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