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分纂难以产生传世名作，根源在于其不符合学术创造的规律。古今中外，经典史书多为独著，集体所修史书鲜有值得称道者，因为史书纂修和史学研究是个性化很强的活动，极富创见的史学思想往往源于优秀史家内心深处的独立思考，“是学者个体的心灵体验……古往今来，任何学术名作，都有着作者对历史的独到见解，有着对历史内在精神的天才猜测，而这些是集体编书无论如何无法达到的”（53）。
我们理当承认，众人分纂法不会产生体现浓郁的个人情趣和深刻的独创思想的史著，但若认为多人合著绝无可能产生传世名作，似乎过于武断。集体修史并非一无是处，而是社会和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杜维运清醒地认识到：“时代演进，史料愈积，完全由一人写史的时代，逐渐进至集体写史的时代。这是中外史学发展史上的一种趋势。”（54）个人的时间、精力、才能是有限的，而随着时代演进，史料日益增加，史学的内涵愈加丰富，以一己之力应对困局显得捉襟见肘，集体修史成为不二法门，此乃自然之理，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对此，我们不应通盘否定或回避，若能处理得当，集体修史也有可能产生传世名作。“唐宋史学变革”以来的史学发展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中国社会步入“近世”以来，平民化趋势加剧，科举制趋于完善，阶层之间和地域之间的流动率大为提高，这引发了学术上的重大变迁--血缘性色彩淡化，学缘性、地缘性色彩增强，学术的血统性特征逐渐向学统性特征演变（55）。
学术统系的变迁引发了史学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史书纂修者“志同道合”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多位优秀史家在同一修史义法统摄下协力完成优秀史著成为可能。《资治通鉴》就是经典案例。《通鉴》既非家学成果，又非出自一人之手，但依然成为传世名作，堪称体现“一贯精神”的“一家著述”。这里有两大原因：一是用人得当，核心编纂成员司马光、刘攽、刘恕、范祖禹皆一时之选；二是拥有一套一以贯之的修史义法且得到很好的贯彻。两大因素相辅相成：良好的史学素养使得各分纂成员都能默识、领悟这套义法的精髓，并据之将各自的专业优势和主体创造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统一的修史义法及对之有效贯彻，使得总裁官司马光统摄全局、融会贯通的大手笔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明史》虽历经百年、集众人之力完成，却为后世津津乐道，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核心人物万斯同的史学精神得到了认同和弘扬，他所树立的修史义法得以付诸实践。
三 “唐宋史学变革”的主要特征
1.多元化
“唐宋史学变革”呈现多元化趋向。此处仅以史书体例的发展为例来说明。
唐宋之间，旧体例的缺陷与新形势对“新史学”的召唤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史书体例的变革，突出地表现在各种体例的多元发展上。
首先，新体裁纷纷诞生。这一时期发展出由《通典》《通志》孕育的典制体，由《通鉴纪事本末》孕育的纪事本末体，由《通鉴纲目》孕育的纲目体等新兴体裁。
其次，旧体裁繁盛发展。在24部纪传体正史中，唐代成书8部，五代成书1部，宋代成书3部，合计12部，占半壁江山，反映这一时期纪传体的繁荣；唐宋日历、起居注、时政记、实录等史学著述依然沿用编年体，《通鉴》效法《春秋》采用编年体，直接复兴了这一沉寂多年的古史体。同时，各体裁之间既有融合，又有斗争，如编年、纪传二体呈现“角力争先”（56）的态势，在对立统一中实现进步。
第三，纪传体史书内部的纪、传、志、表等史体也得到发展。以志为例，唐以前志的种类几乎没有超出《汉书》的范围，唐宋时期这种状况得以改观：《隋志》（《五代史志》）等史志对前代志体进行了总结、完善和发展，“符瑞志”“官氏志”“释老志”“职官志”“刑法志”“仪注志”等许多新的志种纷纷涌现，刘知幾力主创设的“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也被郑樵运用于史学实践中。
2.学理化
学理化是史学由“中世”过渡到“近世”的鲜明特征。
第一，以史料为基础的辨伪、训诂、音韵等小学得以创立或发展。伴随着史料采撰范围扩大，史料的民间性增强。在史料采撰上，除起居注、实录等官方材料外，野史、小说、逸闻、掌故等也被纳入视野，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将“刍荛鄙说”不加考辨而径入“竹帛正言”（57）的恶劣现象。为使史料边界更加明晰、取材更加审慎，有识史家在史学实践中创立或发展了辨伪、训诂、音韵等史学门类，史学的学理性、规范性显著增强。
第二，史籍分类理论更趋合理和成熟。内藤湖南将这一时期视为“史书内容分类定型的时期”（58），是较为允当的。《隋书·经籍志》站在簿录家的立场，从实际存在的书籍出发，创设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成为后世书籍分类通则，其中史部又细分为13项：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史通》站在史学批评家的立场，从史学发展的线索出发，根据史书的由来、笔法、体例等综合因素，将史籍分为“六家”、“二体”，还将史部细分为12类：纪传、编年、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
第三，史学门类趋于齐备和完善。一是新门类创立。以金石学为例，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的出现标志着宋代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金石学”（59）。二是旧门类完善。以目录学为例，目录学自汉以后沉寂千年之久，直到宋仁宗时《崇文总目》问世，目录学才重获新生。两宋时期，目录学还出现了以《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为代表的主张书籍解题的一派与以《通志·艺文略》《遂初堂书目》为代表的不主张书籍解题的一派，流派纷呈本身正是学术繁荣的表现。金石学、目录学或由无到有，或由弱到强，发展脉络清晰可见，在前后两个时代的分野说明“中国历史学逐渐地带有了近代性的特征”（6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