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师许（1897～1952年）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名学者，在文物考古方面多有著述，曾为考古学社会员。胡肇椿（1904～1961年）曾于20世纪20年代末求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随滨田耕作专修考古学数年，是中国当时极少数受过专业考古训练的留学生。二位学者一直都是考古学的热情鼓吹者和参与者，对于当时影响较大的考古学论著相当了解。胡肇椿作为滨田耕作的弟子，翻译业师的著作不止一部，除了《考古学研究法》之外，还有一本《支那古玉概说》也十分重要。1932年，滨田耕作翻译蒙特柳斯《考古学研究法》在日本出版不久，郑师许、胡肇椿二人便不约而同地着手将其译成中文。在各自独立翻译此书已经过半时，因为偶然的机缘，互相了解到对方的工作，遂合力完成。因为出版困难，延至1935年夏才在新创办的《学术世界》期刊上连载发表。
郑师许为《考古学研究法》写了一篇较长的序言，交代了翻译此书的经过和背景。其中有一段话甚为重要，据此可以了解当时为数不少的这类学者的普遍心理，特此引用如下：
孟得鲁斯博士一生的生活，未尝操持过锄头的生活，又未尝埋头为一遗物的详细记述，始终坐在书桌上详校他人发掘的报告书而推定其年代先后及嬗变分布的迹象，以完成其大组织大综合的研究的学者。这本书即为孟氏一生研究经验得来的自然结论。其最大的成绩即在本书所论“型式学的研究”。滨田耕作译本序谓：“……博士殁后垂且十年，犹未有若此书第一册所述研究法之详尽者，此中型式学的方法论为尤精确而周密。当余攻习考古学时，若此书之深刻且坚强地影响于我的学问，可说没有再多的例子。”可见孟氏头脑的清楚和见解的高超，令人佩服的所在了。吾辈担任介绍翻译工作的人马，深望这书一出，其影响所及，我国有志考古事业的青年，也能成就一两位如滨田氏的权威学者。……
现代学术，分工至精至细，即以考古学而论，田野工作者和研究的专家确有分工的必要。吴理的《考古发掘方法论》第五章《考古材料的应用》里说道：“野外考古作业者的首要责任，乃在收集和整理材料，无论其当时对于该材料能否有见解。”这句话已经把锄头考古家最大的责任说出，其他不必苛求，但反过来说，这些由比较研究得到结论的责任，应求之有综合与解释能力、及有创造精神和文学天才的历史学者。而且在事实上，田野工作人员毕生埋头埋脑于一地的发掘与整理，所得常为片段，我们应该不必勉强他也同时担任研究的工作。所以，在这时应该另有一部分的人们罗致大量的报告，充实有记录的历史常识，立志终身为桌上的研究工作，如孟氏的一样。发掘与研究分工合作，这两方面的进行，如辅车之目依⑩。
这段话首先十分清楚地说明，此书的翻译是受到了滨田耕作成就的影响，希望借助此书在中国也能造就一两位如滨田氏的权威学者。其次更重要的是，蒙特柳斯的工作给了郑师许等人极大启发，使他们知道即使没有机会从事田野实践，照样可以在考古学上做出伟大的成就！这很能表现出像郑师许这类雅好考古却没有田野机会的学者的期盼心情。这类学者的数量在当时并不算少，考古学社即集中了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专业职能的划分上，郑师许毫不犹豫地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划入了收集材料的锄头考古学一类，而认为综合性研究具有更高的难度和要求，比田野工作更高一个层次。特别令他期待和欣喜的是，这个职能足不出户的历史学者们也是可以承担的。
郑师许的这种观点，表现出对20世纪前后西方社会在考古学发达之后职能分工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时中国考古学正处在起步阶段，这种分工几乎不可能成为现实。另外，郑师许对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特点的认识，与《安阳发掘报告》等出版物所体现出的研究水平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对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综合研究以及考古学解释方面较为薄弱的一种反思。
除了日文渠道之外，中国学者还经另外的渠道从蒙特柳斯那里获取“真经”。蒙特柳斯《方法论》的另外一个中译本，即滕固名为《先史考古学方法论》（11）的译本可能完成于1935年（12），也就是郑师许、胡肇椿《考古学研究法》面世的那一年，只是到了1937年才得以出版。滕固（1901～1941年）是著名的美术史家，曾经留学日本，攻读文学和艺术史，获硕士学位，1929年又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2年获美术史学博士学位。从他的专业和教育经历来看，他应该通晓日文和德文，对滨田耕作和蒙特柳斯的著作都不陌生。他选择将蒙特柳斯《方法论》译成中文，其动机并不出于偶然。
滕固翻译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并非出于考古学的考虑，而纯粹是出于艺术史研究的需要。在译者序言中他说，“研究先史遗物的体范纹饰，蒙德留斯博士的‘方法论’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指示。近年来吾国学者治古代彝器，于款识文字而外，也兼及花纹；这个风气现方发轫，或需借鉴之处，爰译此者，献给从事于此方面作一种参考”（13）。滕固的着眼点主要在器物纹饰上，与考古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又有所不同。让不同需要的学者都能从中找到治学路径，显示出蒙特柳斯类型学方法的广泛适用性。在译者序言中，滕固对蒙特柳斯的类型学研究的介绍可谓言简意赅，表现出他对蒙氏的思想有较好的理解和
这本方法论即为体制学的实例，他将意大利和北欧的金属斧锛、短剑及长剑，意大利和希腊及北欧的扣针，编列排比，明其年代位置，形式异同。又对北欧的铜器，意大利的陶器，就其器形纹饰，探究渊源胎息之所自。最后提出埃及，亚述利亚，腓尼基及希腊之莲花纹饰的发展行程，而对于古典的棕叶式纹缋之形成，以及伊沃尼亚柱头如何由莲花柱头演变而来，也作了详细的检讨（14）。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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