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其学术探索自然应当追溯到历史学的起源问题，真正明了起源，才能很好地把握历史学的发展流程和文化特点。迄今为止，许多学者对中国史学的起源做出了不同角度的探研，见解互有异同，虽多具启发性，但也意见分歧，尚未得到充分地辨析与整合。本文拟作新的探析，以求正于史学界时贤。
一、史学原发性产生的基本社会条件
探讨史学起源的问题，首先应当思考史学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产生与持续发展，需要怎样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这必须在中外史学比较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允当的分析。史学在一个国家的存在，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一是本土上原发性的产生，二是从外国、外族传播而来，植入本国和本民族的社会文化肌体。区别这两种情况，确认历史学并不是在每一个民族内都会自然而然的产生，才能通过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早期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探索史学在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原发性产生的社会条件。
纵观整个世界史学的发展，自上古起即形成了两大最具活力的史学体系，一是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核心的东亚历史学，另一是以古希腊史学为起源的西方历史学。上古的中国和古希腊，都是史学原发性地产生、并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源头，将之与更早的文明古国却未能产生史学的古埃及加以比较，并且结合史学的本质特征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史学原发性产生的基本社会条件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比较完备的文字和可以运用的历法。文字产生并且用于记述史事，与口耳相传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它能够使所包含的内容凝固下来，保持一定的面貌，避免口述往事那种不断流动、遗忘、添加渲染而无踪迹可以核查的状态。历法也是史事记述能否完备的一个重要条件，没有确切时间的记载，无论其真实程度如何，价值都会大打折扣，即使单单从史料利用角度而言，也必须首先将其中关键的时间要素考订清楚，否则很难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果记事者没有写明确切时间的意识，记事文献缺乏完整的时间要素，则根本不能作为历史学产生的标志。因此，史学的诞生，只能在比较完备的文字和一定的记时方法通行之后。我国上古文字和历算方法产生较早，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显示出殷商时代已经有了相当完备和成熟的文字。
至于历法，传说自有夏就已产生，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①，战国时有讲述夏历的《夏小正》一书。中国历法产生的详情，还有许多未能考察清晰的问题，但殷商甲骨卜辞中以干支记日，以及记载月份已十分普遍，唯在纪年上还存在较大的缺陷，这种缺陷到周代依然延续。当然，有了文字和历法，是否会自觉、充分地运用于记述史事，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与中国一样，古希腊也是早就产生文字和历法的国家。
第二，社会运行机制上产生了对于准确历史记忆的客观需要，或社会大变动、大事件引起系统性描述和记载的冲动，促使人们予以总结以及进行理性的思考。对社会大变动、大事件进行这种描述、记载、总结与思考之主体，可以是作为国家机构的官方，也可能是某些有知识、有能力的私家，在中国是官方首先执行了此项使命，在古希腊则是私家学者如希罗多德等首先获得成功，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公元前425）在他撰写的《历史》一书绪言中表示：其写作宗旨就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②，显然是希腊与波斯战争这个重大的事件，导致了希罗多德记述历史的意念并且付诸行动。
第三，在追忆往事而渐次形成文字撰述的早期阶段，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造成较普遍的自觉记史意识与记事求真的强劲理念，并且此种理念得以立足于社会，历史学才能真正破土萌发，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希罗多德的《历史》虽然采取有闻则录的编纂态度，但他对史事往往“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常常在叙述一个传说之后申明“我是不能相信这个说法的”。③ 因此，希罗多德具备了一定的记事求真意识。其后，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396）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声明“这些事实是经过我尽可能严格而仔细地考证核实了的”，他的著述中没有任何神话的成分，建立起严格求真的撰史规范，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1-公元前120），发扬修昔底德的理念，认识到求真是史学的首要准则。④ 总之，希腊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与记史求真观念的树立是同步的。
上述三个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第一项文字、记时方法的掌握与第二项社会重大变动事件的出现，在上古的许多民族都能够具备，惟第三项属于一种社会意识，能否具备的或然性很大，倘若错过时机，只能等待外来史学文化的影响。古埃及是最早的文明古国，文字产生甚早，远超前与其他古国，但始终未能独立地产生中国与希腊那样的史学文化。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指出：“埃及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很喜欢写历史的民族”，因此古埃及虽有丰富的史料，例如大量的铭文，但没有产生自己的史学。“埃及铭文的历史价值必须经常细心判断，因为诸法老往往把他们祖先的事迹，归到他们自己名下。他们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方法很简单，磨掉石柱或墙壁上已记载的事迹中那位英雄的名字，然后刻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了；或者把别人的功绩记录抄刻在另一块石板或纪念物上，把过去完成那些功业的真正君主的名字改成他们自己的就行了”⑤。这种行为，是中国古代最荒唐的皇帝也不可能做出的，由此可见，古埃及几乎没有记事需要真实的观念，缺此意识，即无法原发性地产生本民族的史学。公元前3世纪，埃及僧侣曼涅托根据寺院档案等资料编写了一套埃及编年史，以希腊文撰成，明显是受到古希腊史学的影响。但就是这种次生的史学文化，也因缺乏社会性一种社会性的史学意识而未能充分的发育和成长，这与希腊的社会文化条件大不相同，也与中国上古的社会文化迥然有别。以下，让我们从文化观念的线索探讨中国史学产生的进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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