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系统研究中西交通史之先例
在编著体例上，《汇编》虽采用了资料汇编的形式，但全书体例比较系统、整理方法比较科学，开我国系统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先例，并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著作结构。
张著出版以前，有关中西交通史之作，限于某一领域，多为专题性质的研究论文，很少有对其进行自古至今系统考察的。张星烺在这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从经世史学思想出发，他力图将《汇编》编成一部汇集由古至近中国与世界各地交往资料的“全书”，以满足当时“外交失败及如何救亡”的需要。（36）全书共分八个部分，囊括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自古迄明中国与葱岭以西各国往来关系的各种资料。所录内容，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民族、文化、科技、历史、政治、经济、动植物以及重要历史人物，无不一一采撷，范围之广、视野之开阔均为前人所不及。这些资料以地区和国家分类，编排时由远到近，先欧洲，再非洲、阿拉伯、亚美尼亚、犹太、伊朗高原、西部土耳其斯坦、印度。编内各章以时间为序，由古到近加以排列。章内各节则按专题加以分类，读来脉络分明、层次清晰，又不乏系统性。它第一次以系统的体例向世人展现了中外交通的面貌，其中孰前孰后、孰详孰略，都是张氏反复斟酌的结果。
在所有关系中，张氏尤重古代中国与欧洲交通的探究。这既是中西交通状况的实际反映，也是他对整个中西交通史系统认识的具体体现。自古以来，欧洲与中国便有着往来关系，特别是近代以来伴随着欧洲的崛起、欧人的东来，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在整个中外关系中也愈加重要。张星烺指出：“今代外患，俱来自欧洲。欧洲今为印度日耳曼系人种之中心。制度文物，可以作我模范。与彼之交通，尤为吾人所欲知也。”相比之下，“大宛、康居、大夏、天竺诸国，虽与我为较近，而至今代则皆衰败凌夷。”（37）本着“固以掸中欧之文化，明相互之灌注”的主旨（38），《汇编》在体例上毅然采用由远到近，而非常规的由近及远的编排顺序，将中欧交往的资料放于全书之首，以示其重要程度，以整整一册、超过全书六分之一的篇幅，汇集、考证了中国与欧洲交往的资料。这种处理方法，体现了作者的研究主旨，以使人们“研究之，足见彼我势力之消长”（39），且在体例上也初成系统、自成一家，开系统研究中西交通史之先例，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在具体的考证方法上，张星烺也颇有建树。他明确提出，要以“外国记载，证明中国事实，或中国记载，证明外国事实”的概念（40），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其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多年留学欧美和早年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经历，铸就了他尊重科学、注重实证的学风。他认为“史地学亦为切实科学（concrete science）之一种，与天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相仿，皆注重事实与证据，非如报章杂志上之论文，可以信口开河也。”（41）1926年9月，他应聘到厦门大学后，在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曾发表演说，反对当时一些所谓的名人出言不慎、贻误青年的作风，强调用西方注重调查、实验、实证分析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国学。（42）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反映在《汇编》中，便是既继承乾嘉朴学的一些治史方法，又广泛运用中西史料比勘法。
首先，继承乾嘉朴学的一套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校勘法和对音法。校勘法是乾嘉学者整理史料的基本手段之一。中西交通史料来源繁杂，错译频繁，特别是古代有关资料，年深月久，辗转传抄，更添讹漏。张氏多方面搜寻相关记载，多角度加以比勘校正，纠正了其中大量讹误。如在第二篇第一章中，他便以《新唐书》和《经行记》相互参证，证明秋萨罗应为古罗马的一部，而并非西班牙。第二章中将《岭外代答》与《全唐诗》、《文选》的相关内容相比证，说明“唐宋两代学者所称之木兰舟，字虽相同，而意已异。唐代之木兰，乃指制造船之树木，而宋代之木兰，乃指西方最远之国也。”（43）由于研究对象涉及古今中外，加之音韵变迁、方言殊异和传译不同等诸多原因，即使同一事物各书的记载或读音也时有差异，考证起来极费踌躇。对于这些“难题”，张氏则多采用乾嘉学者以音韵学辅助考证的方法，通过对音，反复审其异同，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如他对《宋史·注辇传》中的悉兰池即锡兰岛、《新唐书》中苫国为卓支亚而非叙利亚，妫水由Wakhsh而来，而非出自希腊语Oxus等的考证，都是采用了对音法。
其次，据中西交通史广采西文史料的特点，又将中西史料比勘法比较系统地引入研究领域，且加以发扬。作为一种考证方法，中西史料比勘虽由洪钧《元史译文证补》首开先例，但由于受中国传统只“注意于本国历朝理乱兴衰之故，典章经制之相因。至六合之外，则存而不议也”学风影响（44），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史家过多的重视，应用范围也仅限于蒙元史研究领域。张星烺在《汇编》序言中，明确提出了中西史料比勘互证概念，并结合实际，从理论上阐述了运用于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必要性。首先是中西文献价值差异互补的需要。“中国固有之物，诚为佳美。然中国学者，多偏重书籍，展转抄录。旧时谬误，能加改正者，实甚少也。纵有改正确当，亦仅偶然。……西洋人重实验……故攻读工夫，未必如中国学者之劳，而所得结果，则精确过于中国也。”要弥补中西文献的不足，需将两者比勘互证。其次是中西交通史作为一门学科自身研究特点的需要。“书既为叙述古代中西交通而作，若仅据中国文字，而不有西国记载，则仍是片面考古，而非完全信书。”再加之部分“中国文者散在各书，搜求不易”，只有将“中国记载，证以外国事实，或外国记载，证以中国事实。于是乃全信矣。”（45）在《汇编》中他也确实身体力行广加运用，通过中西史料的比勘去发现问题，或以汉文记载证西书之误，或以西书证汉籍之失，更多的则以中西史籍互为补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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