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伊克昭盟南部蒙汉经济共同体的建构与解散以“禁留地”土地利用为中心的分析(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4:10:39 《人文杂志》 张力仁 参加讨论
三、限制与突破：“国家”、蒙旗、民人之间的博弈 与历史上“索粮接济”“蒙汉互市”等方式所形成的蒙汉经济关系不同，清代伊克昭盟南部蒙汉经济关系，是以放垦“禁留地”为基础而人为建构的。然而，由于“禁留地”的“国家公地”性质，使得放垦“禁留地”成为“国家”、蒙旗、民人三者之间的“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的本质决定了参与分配的成员都希翼“公共利益”向己方倾斜。因之，“国家”、蒙旗、民人以利益为指向的矛盾与冲突，便在不同地域、不同层面上持续展开，其中既有蒙汉与“国家”之间的博弈，也有蒙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既有群体性、整体性的对抗，也有小规模、局部的利益之争。清康熙五十八年、乾隆八年的勘定农耕地界，即是蒙汉农牧争地的结果；而雍正八年至十年放垦地域收租权的收归州县，以及清末准格尔旗与垦务局关于“黑界地”岁租征收权的争夺，(67)则反映了“国家”与蒙旗之间的利益之争。至于普遍发生的私垦、强耕、抢占、欠租、私索租价等案件，则是蒙汉局部、个体的利益之争。在清代伊克昭盟南部，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影响深远的“国家”、蒙旗、汉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之争，当属蒙汉私放私垦“黑界地”以及清末贻谷放垦时期“国家”与蒙汉的利益争夺。 清乾隆八年，清政府在勘划蒙汉农耕地界范围、制订管制民人之律例基础上，也建立了以理事司员、理事同知、盟长处、扎萨克衙门、沿边州县政府以至基层总甲、达庆等“查禁”主体。但在共同利益驱使下，如同康熙五十八年勘界之后一样，蒙汉“违例”“越界”私放私垦，不断挑战、突破国家的“封禁”政策与制度。清乾隆五十四年，时任盟长栋罗布色稜从京城返回路过准格尔旗时即发现“民人越界种地、盖房、开场储草、开垦，以致使众人无法放养备用军马及四项牲畜”。(68)到清乾隆五十九年，新履新的神木同知就直斥：“本官到任后，经查看挡册，发觉近几年来，贵旗(指准格尔旗)蒙古每年私行招募民人，合伙越界垦种地亩……几至无法无天之地步”，“以至原定律例几成具文”。(69)由此导致乾隆八年所勘划的蒙汉耕牧界线已形同虚设，也已突破了清王朝“中外疆域不可混同”的政策底线。于是，在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六年之际，清廷不得不在各旗南界，沿乾隆八年勘定农耕地界北侧又人为地划定了一条南北宽十里的“朝廷禁垦之地”——“黑界地”，(70)以此限隔、区分、查禁蒙汉私放私垦行为。然而，事后的查禁、隔离手段——“黑界地”，不但没能阻止蒙汉私放私垦行为的发生，反而成为蒙汉联合与“国家”展开争夺的目标。清嘉庆七年，托克托厅通判衙门就曾咨文准格尔旗：“贵旗蒙古有擅自将牧地租予民人耕种者，且所租地方乃理藩院封禁之地”；(71)嘉庆十八年，准格尔旗甚至公议将旗所属之闲弃牧场共计七百三十七犁土地租与民人耕种。(72)尽管此次公开放垦为时仅为两年，即到嘉庆二十年准格尔旗又将放垦之地封闭。但此事件足以说明，放垦与不放垦，不取决于清政府放垦政策与制度的规定，而是以蒙汉“共同利益”为指向，所谓“商定为放垦则耕种，封禁则不耕种”(73)即是指此。进入道光年间，情形变得更为严重。道光二年发生的准格尔旗四等台吉确喇西状告全旗官员放垦“黑界地”的案件，揭开了蒙汉大规模私放私垦的面纱。据确喇西诉状称，准格尔旗官员“将蒙古人赖以为生之牧场、耕地、所属旗之闲散地以及乾隆五年钦差呼乐图、阿兰泰等大臣划定永不得耕种之封禁之地十里地及二十里地黑石牌地方连年租与民人雷大龙、魏和连、袁少志等几千民人耕种”。这“几千民人耕种”的土地面积，据准格尔旗官方估计“约为一千六百十八牛犋”，(74)按每牛犋二百七十亩折算，其时开垦的黑界地亩数高达44万亩。而光绪三十二年贻谷放垦准格尔旗“黑界地”时，垦务局丈得黑界地亩才一千六百余顷，(75)仅及道光年间私垦地亩的三分之一强，可见早在道光年间准格尔旗“黑界地”就已被开垦殆尽。(76) 确喇西案件所暴露的严峻现实，引起了包括神木理事衙门、绥远城将军衙门、理藩院等清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在查核、审理确喇西案件之后的道光五年四月，神木理事司员即向各旗发布“禁令”：“责令甲喇章京、什长等严格查封蒙地，禁止蒙古民人相勾结私行耕种，如有违反此禁令之蒙古及扎萨克贝子，一律严惩不怠并呈报理藩院处置”。(77)紧接着，道光六年十一月，理藩院亦重新制定了惩处蒙古私行招民垦种之律例，规定：“今后各扎萨克王、贝勒、贝子、公及闲散王、贝勒、贝子、公如擅自招民垦种，招民一到十人者，由原来之罚俸一年改为罚俸两年；招民十一到二十人者，由原来之罚俸两年改为三年……”依此类推“招民五十一人以上者，照旧例革职，今改为革职并罚三九牲畜……”对于“无俸之协理台吉、塔布囊、闲散台吉、塔布囊等”以及平民，新定律例也详细规定了处罚措施。(78)尽管国家从行政层面加大了对蒙汉私放私垦的处罚力度，但依然无法阻止蒙汉大规模私放私垦的行为。据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记载，除道光六年私放“黑界地”的蒙人人数大幅度低于道光五年外，从道光八年至道光十二年，放地蒙人数量逐年大幅度增加，尤其是道光十年、十一年、十二年连续三年私放“黑界地”蒙人数量均大幅度超过道光五年，(79)且有进一步扩大之趋势。(80)道光十年，绥远城将军升寅在奏报伊克昭盟的情况时就说：“玆闻各扎萨克贝勒、贝子、公以及台吉、官员、平人各将草场任意私放，以至口内民人希翼渔利，接踵而至，日聚日多……”(81)以“致不得收拾矣”。(82)这种状况，不仅仅发生在准格尔旗，“经查，鄂尔多斯各旗皆存在所属蒙古招收民人私行耕种、民人非法越界耕种事”。(83)虽然神木理事司员、理事同知间年巡查，且严令盟旗衙门实力查禁，然而，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蒙汉均无视“禁令”“律例”，私放私垦已由民而官，由隐蔽而公开，由个体变为群体，放垦规模已无法控制。这一点，作为查禁主体的神木理事司员也不得不予以承认：蒙汉私放私垦“无视律例，连年放地已成事实”。(84) 在查处蒙汉私放私垦案件过程中，从绥远城将军、神木理事司员到盟长处，都将蒙汉私放私垦之责推定为蒙旗官方的不实力查禁，但却对蒙旗官员参与放垦遮遮掩掩，“蒙古私行放垦牧地，如未滋生事端，则官员获益；如滋生事端，则谎称民人强行耕种，且呈报本衙门转饬地方官员查办”。(85)然而，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不但时不时可见蒙旗政府公开放垦，如嘉庆十八年准格尔旗公议放垦该旗牧地，光绪四年、二十二年准格尔旗政府更是两次“先斩后奏”放垦“黑界地”。(86)而蒙旗官员参与放垦不但人数众多且极为普遍，前揭文《道光五年至十二年间放地招民之蒙人名单》中，逐年均有蒙旗大小官员的身影。如，道光五年神木理事司员在暗查中就“发现准格尔旗贝子、协理台吉、管旗章京、梅林、台吉、甲喇等大小官员皆有招引民人越界耕种之事”；(87)而在查办道光十八年、十九年私垦案中，神木理事司员更是明言“据查，两次放垦案涉及之蒙官、蒙人甚多”。(88)延至清末，贻谷更是直指准格尔旗“黑界地”尽为其东协理台吉丹丕尔“盗放”。(89)在现存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中，大部分私放私垦纠纷都与蒙旗官方尤其是负有具体“掌界”“查禁”责任的达庆、达拉古等蒙旗官员有关。蒙旗官方(员)的介入、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使私放私垦具有官方性质。而“查禁”者成为被查禁的对象，其必然的结果是“无法查禁”“难以禁止”。这种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使清政府出台的任何针对私放私垦的政策、制度、措施，在蒙汉对“黑界地”“公共利益”的争夺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也就在道光年间，准格尔旗官方甚至与神木理事司员、盟长处曾就该旗“黑界地”归属问题，展开旷日持久的争论。如，道光十四年三月十日，神木理事司员行文准格尔旗要求实力查禁“黑界地”时，准格尔旗方面先是说本旗“绝无分定黑界之(事宜)”，(90)进而又说：“查案，康熙五十九年，雍正九年多次经由钦差大臣奏准，未于本旗指定黑牌子界地，惟于伙盘地头设立轮番地”。(91)对于准格尔旗的说法，神木理事司员援引伊盟盟长处挡册、理藩院规定予以明确否定。(92)但令人困惑的是，神木理事司员在派人直接核查、确认准格尔旗伙盘地之北有南北宽“十里”“黑界地”的同时，也承认了蒙人在此区域有长二三里、七八里不等的自行耕种地范围。(93)神木理事司员何以会承认准格尔旗开垦“黑界地”这一现实，其缘由用准格尔旗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这些开垦的“黑界地”“皆属蒙古自己之地”，(94)很显然，准格尔旗俨然已将“朝廷禁垦之地”作为自己的私产，在“黑界地”设置之初即已将其视为招垦区域。这种状况在郡王旗、扎萨克旗更为明显，此二旗的“黑界地”南北宽仅“一、二里”，以至于到了“蒙人为得利与民人合种，而分不清界牌内外”的地步。(95)到清光绪年间，蒙汉私放私垦甚至由惯例、事实而变为“合法化”。据档案记载，“查，内地民人擅自越界私行开垦蒙地而获取利益后，却不愿交纳官租，实与理不符”。(96)事实上，从道光以后，官方查禁的仅是蒙汉私放私垦牧地行为，而对蒙古自耕地(户口地)的蒙汉合伙、租佃则不再查禁，甚至这些私垦民户已成为蒙旗乌拉(差徭)的承担者。(97)在光绪年间《准格尔旗地租记录》中，就将封禁地亩的地租额度与征租人、承种人与牌界地并行记录，(98)这等于从官方层面承认或认可了蒙汉私放私垦“黑界地”行为的合法性。 自康熙年间以来，蒙汉联合与“国家”关于放垦“黑界地”之争，到清末贻谷官垦时期，转变为“国家”与蒙汉全面的利益争夺。 清末贻谷放垦，是以“国家”名义将历次放垦土地一概收归“国有”，“官为经营”。(99)与此前国家仅仅充当蒙汉利益分配的调控者角色相比，在贻谷放垦之后，国家成为放垦地域利益的最大争夺者，由此迫使原来矛盾、对立的蒙汉双方转而结成统一体与“国家”展开利益争夺。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也就是贻谷刚刚开始放垦之时，伊克昭盟七旗王公扎萨克、协理台吉等大小官员联名上书清廷“停止开办官田，轸念众蒙古奴仆”。虽然贻谷通过威逼利诱、打压结合的方式，迫使蒙旗官方同意报地放垦。但在具体的收地放垦过程中，又遭到蒙汉民众的联合反抗，风起云涌的“独贵龙”(100)运动，几乎遍及伊盟各旗，尤以乌审旗的“独贵龙”运动为代表。就在贻谷放垦之始，乌审旗全旗即成立了12个“独贵龙”组织，并以海流图为中心联合组建了具有明确斗争纲领的“独贵龙”总部，来统一协调、指导“独贵龙”运动。从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在西盟垦务局三次放垦乌审旗新、旧牌子地中，“独贵龙”领导的武装抗垦运动，通过缴毁放地文契、捣毁垦局、驱逐垦务官员等行动，迫使垦务局不得不暂时停止放垦。而在农业较为发达的准格尔旗，贻谷放垦更是遭到蒙汉官民的联合武力抗垦，发生了“摇动西蒙全垦大局”的丹丕尔事件。该事件的导火索是，清光绪二十九年，准格尔旗贝子珊济密都布把原报河套川地改为报垦接近长城的“黑界地”，此举不但直接侵犯了署理旗务的东协理台吉丹丕尔管辖的收租领地，也使下层民众原有利益失去，因而从报垦之初即遭到包括丹丕尔在内的蒙汉官民的联合反对。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当垦务局着手放垦准格尔旗“黑界地”之时，丹丕尔不但禁止当地蒙汉人民向垦务局挂号或认领土地，而且多次带领蒙汉民众武装驱逐前来丈放的垦务局官员。至该年夏，抗垦运动达到高潮，准格尔旗蒙汉民众携带火枪土炮攻打设于准格尔旗的垦务分局，烧毁垦务局公文、帐薄，赶跑垦务人员。与此同时，丹丕尔还派人联络乌审旗、郡王旗、达拉特旗、扎萨克旗，准备发动全盟武装抗垦斗争。虽然最终贻谷以武力镇压了丹丕尔领导的武力抗垦运动，并以“叛逆”罪名处决了丹丕尔等抗垦组织者，但由此引起了蒙古族更大的愤慨和反抗，“垦员以为戮此一人，则蒙旗破胆，永无抗垦之虞，而不知三字狱成，两盟(指乌、伊两盟)心痛，益播垦局之恶声也”。(101)为了平息事态，清政府被迫于光绪三十四年以“二误四罪”将贻谷革职拿问。至此，历时六、七年的贻谷蒙地放垦趋于停顿。 清末贻谷官垦，之所以会出现为蒙汉联合反对，其根本原因在于，贻谷改变了该地域的蒙汉经济利益分配体系，使蒙汉之间的利益冲突演变为蒙汉联合体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之争，这正如查办大臣鹿传麟在解释蒙汉反对官垦情形时所说的：“朝廷开放蒙地，乃恤蒙以实边，非攘地以图利也。即顾名思义，乃垦荒非垦熟也。而贻谷视为谋利之道，于蒙古报地，则多益求多；于地户征租，则该益加刻。取游牧之地而垦之，而蒙民怨矣；夺垦熟之地卖之，而汉民怨矣”，“遂致蒙汉交愤，聚众抗官，丹丕尔之狱由此。乌审全旗，至今聚众抗垦，亦由此。”(102)事实上，蒙汉反对的不是放垦，而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官为经放”，“故蒙民对于官办垦务，皆上下一心，抵死顽抗；而对于农民直接租约，则欢迎之。官府虽多方禁止，然私相授受，在所难免。”(103)从这个角度来看，贻谷放垦使“国家”从蒙汉租佃关系的干预者、调控者变为放垦地域利益的最大争夺者，蒙汉由原来的对立、冲突、纠葛不断转而结成一个利益攸关的群体或集团，共同对抗来自外部的最大“异己”因素——“国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