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贵时王之制度”和“以吏为师”
《文史通义·史释》篇论述了“贵时王之制度”和“以吏为师”的思想。（57）这是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重要内容。钱、余均认为章氏这一思想是其“六经皆史”说对乾嘉考据弊病“纠偏”过激的必然产物，是反动或落后的，两人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
钱穆认为：“章氏之论，知秦政之为复古，而不知古之不足复。知三代政教之合一，而不知学术之进步，正在其能脱离政治而独立。是可谓得其事而未当其理者也。”（58）又说：“当知经术精微，正可用来改革当代的典章，正可用来涤荡官司的掌故。”“推章氏意，严格言之，正会走上秦代‘以吏为师’之一途……章氏仅懂得史学实事，而不懂得经学之大义。”（59）在他看来，章氏论学本于史学经世以针贬经学流弊，然而纠偏过极得出“贵时王之制度”之说，“如此言之，岂不变成教人同样地遵守当代专官掌故即为史学切人事乎……其实乾嘉清儒学风，其内里精神，正在只诵先圣遗言，不管时王制度。此一层，实乃乾嘉清儒学术之主要精神所在，所谓汲源于晚明者正在此。故戴东原、钱竹汀，虽若消极逃避人事，其真源则确近晚明诸儒，还是认真人事，还有一种倔强反抗的意味。若实斋教人切人事，而归于推尊时王，此在乾嘉清儒学风中转成反动，决非正流。亦可说是倒退，非前进。故实斋虽有心矫挽当时经学家逃避人生之不当，而彼所提倡，实未足与之代兴”（60）。
余英时从“权威主义”的角度对章氏观点予以分析批判。他说：“贵时王之制度”“实涉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上所谓‘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问题……大要言之，实斋生当清代专制政治达于极端之世，其思想中具有非常浓厚的权威主义的色彩。上引《史释》篇谓‘必求（当代）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即其明征。细推其说之涵义，则不啻谓清代一切政治措施皆如‘六经’之足以垂法后世。此可说是对儒家经学大义作了一番极大的颠倒。”关于“以吏为师”，余英时说：“又谓秦之悖于古者在其禁《诗》、《书》，而不在其‘以吏为师’，因‘以吏为师’正合乎古代官师治教合而为一之道。这些论点都是对于传统的权威思想之进一步的发挥。”（61）余英时认为，上述弊病是章氏“六经皆史”推到极改的结果，“章氏重视后世之史犹在‘六经’之上，把这个观点推至其逻辑的结论，则历史愈接近当前便愈重要”。“‘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自然是一个有根据的历史论断。但是章氏把这一论断逆用之于当代之史，竟使儒家经学的大义发生了极大的颠倒”，根据这个理论，则道统即出于治统，“足以使儒家批判现实的精神荡然无存”。（62）又说：“把‘六经皆史’说的涵义推拓至极，实斋便无可避免地会得到‘贵时王之制度’的结论，因为时代愈近便愈可以见‘道’的最新面貌，而时王之‘政典’也必然将成为后世的‘六经’也。”（63）
3.浙东学术
章学诚去世前一年撰《浙东学术》，指出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学术属浙东之学，上宗陆、王；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学术属浙西之学，上宗朱子。《浙东学术》一文阐述了浙东学术的精神。他说：“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64）自道其学术渊源于浙东学术。此文被视为章氏“晚年定论”，而钱、余从不同层面指出章氏此论并不确当。
钱穆对章学诚学术渊源的看法有一变化过程。他早年同意章氏《浙东学术》自奉其学承续“浙东学术”的观点，称“此所谓浙东贵专家，善言天人性命而切于人事，史学所以经世，非空言著述，不可无宗主，又不可有门户，凡皆自道其学统之精神也”，“殆可谓实斋晚年定论也”。（65）钱穆晚年改变了看法，称章氏说法“在近代学术思想史有稍深刻研究者，未必都能同意”，“实斋自谓浙东史学原于陆、王，但实斋在当时，亦仅注意教人由博古转入通今，由空言义理转到切近人事，只可当做提出史学宗旨的一番导言，却并未深入史学里层”。（66）他还认为，章氏说法的不通的原因在于，“首先是阳明学派下边没有讲史学的人，在整部《明儒学案》中，只有唐荆川一人讲史学，可是他不是阳明学派里一重要的人。其次，章实斋《文史通义》所讲的这一套，实也并不接着黄梨洲、全谢山一套来”（67）。
钱穆观点的转变，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的论学角度所致。他晚年谈到章氏史学时说：“在我的《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则注重在他反经学方面、反时代方面讲，我在那书里并不是要提倡讲某一种学问，只在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条路上指出其趋势与缺点，自然该和我现在所讲有不同。”（68）又说：“实斋尝说，戴学承自朱子，而他自己则沿袭阳明”；“其实戴、章二人之异同，就我此讲之立场言，亦可谓东原单标直指，有些近陆、王。而实斋广开门径，反而融通，较近朱子。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清儒学术，实际是受朱子影响者更大。”（69）“就我此讲之立场言”正可说明“论述角度”不同会导致观点的差异。另一方面，钱穆所重在“浙东学派”治学的大传统和大方向，即将宋明理学转入清代经史之学的学术发展方向，而不在具体的学术传承。他早年便说：“章氏‘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一语，道出梨洲以下浙学精神。‘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即是此意，与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语绝不同。乾、嘉以后，走入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路，而浙东精神未能大显，此亦清代学术一至可惋惜之事也。”（70）后来，他说得更加明确：“由陆、王一派之心学，转出梨洲、谢山、实斋之史学来，此事大堪注意。故我谓清初诸儒之学，虽一面承接宋儒理学传统，而其实已由别出儒重回到综汇儒。而最可注意者，则正是由梨洲至实斋这一派所谓的浙东史学。”（7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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