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傅斯年在给顾颉刚的支持信件中也说：“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后来的工作如何把他取用？”（17）顾、傅二人说出的道理是成立的，然而他们对史学、考古学后来的发展却始料未及。
最早具有考古学家才干而又反对疑古的学者，似为徐旭生，他在1943年就曾出版《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其中批评顾颉刚等“把传说得东西一笔抹杀，把文化的黎明时期完全不谈，我国的历史因此就被砍去一截！”他认为：“古书因为受造谣的嫌疑而被抛弃，对于地下的工作，将来由何物启示或解释？王国维能开始解释甲骨文上的文字，因为他相信殷代现存的文献。如果殷代文献被猜疑而蔑视、而散逸，那虽有王氏湛深治学的精神，亦无从寻得下手处矣。”于是他主张：“抛却过正的一切抹杀办法，用信古的正确方向，小心谨慎地、辛勤地寻求古代略近的真实，则今日学者之任也。”（18）
徐氏的言论十分强悍无理，攻击顾颉刚把历史“砍去一截”，已近于诬蔑，把文献佚失的原因归结为疑古，类似于栽赃。这些姑且不论，单就其治学理念，则将考古（所谓“地下的工作”）依赖于古书，认为没有古书就得不到“启示或解释”，是极端错误的，因为世界多数地区（如埃及、印度）的考古学，不用古书的“启示或解释”而成就十分辉煌。徐氏特别举出王国维的事例，公开主张信古，可见他就是以王国维为榜样，力图将“二重证据法”扩大到考古学领域的早期学者。至20世纪50年代，徐氏首先发现和认定二里头先商遗址为夏文化，开拓了考古遗存与文献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实例（19）。倘若作为一家之言，这种尝试亦未尝不可，但在信古、守旧的前提下，将“二重证据法”扩充、发挥而定为一尊，使古书与考古捆绑一起，则是埋伏了很大的弊端和无穷的乱象。
中国古代史学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优良的传统，从春秋时期具备“君举必书”、“书法不隐”等记史求真的理念以来，正规的史籍记载，其可信度很大。但是从西周初年形成“殷鉴”的历史观念，到西周季年和春秋时期官方形成记史体制，经历了很长的发展时期，追述西周之前的历史不可能不掺入较多的传说、想象的成分。西周之后的历史记载也在记史求真与政治功用的矛盾中摆动、偏移。因此，中国旧史学就其优良传统而言，完全具备与新时代新史学相衔接的基础。而从史学产生、发展的历程来看，越是上古较早史事的记述，就越多神话、传说、模糊、想象、失实和伪造的成分。顾颉刚等选择商周之前古史作为辨伪的重点，进行打破旧古史体系的扫除活动，是一场适当的、新史学发展时代所需要的史学革命。“古史辨”运动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其纯正求真、勇敢辨伪的精神，将永远成为新史学健康成长的源泉，但从史学革命的层次观察，整体上已经失败。失败的原因除了政治与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之外，学术的原因是上述中国旧传统史学所具备的优点，而这个优势正好由王国维考证殷商史的特例和“二重证据法”的提出而闪亮登场。于是不仅信古者的信心大增，而且具有新观念的不少史家，也唤起了对“地下之新材料”来证实古书的无穷期待与遐想。徐旭生的学术理念和考古学实践，标志着中国考古学与上古史文献的结合，开始远离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原来的预想，走上膨胀、扩大的“二重证据法”之路，保留与发扬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原有的信古、守旧因素与近乎武断的“推想”。从史学史角度考察，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史学发展的作用，是将旧的上古史体系与新史学的建设过早地衔接起来，在旧史学的糟粕未能充分清扫的条件下，这种传统史学过早而且以不适当方式衔接于新史学，携带了大量庞杂成分、落后理念、虚假记述，降低了新史学发展的健康环境。这虽然不应由王国维承担责任，但追溯渊源，“二重证据法”及其滥用则起到了杠杆作用。这个杠杆一方面拨动起上古史研究的嘈杂与兴旺，一方面搅得沉渣泛起，其影响值得深入反思。
四、“二重证据法”滥用的不良影响
当“二重证据法”大力推行于考古发掘与古籍记述的结合，其研究方法大部分立足于直接的比附和穿凿。通行的思路是：根据考古发现遗址的地区与所测定的年代，从各种古籍描述的上古“先王”和朝代中选一相似者予以指认，随之对出土之物与古籍的描述做最大限度的比附解说，将考古发现与某些古籍的叙述交叉编织，完成一个具有所谓“二重证据”的故事。编织的故事也会参照考古文物，对古籍的记述做出一些补订，但在历史的整体线索上则总不离上古史旧说的框架。
然而，各种古籍对上古“先王”的描述早就五花八门、往往自相矛盾，距今的年代、活动的区域都不能准确认定。考古发现的遗址的年代学测定，也只能是一个跨度相当大的时间范围，出土文物更复杂多样，本身就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释。考古学的特点，是其在排除干扰、按本学科规范独立研究状态下，也不免出现较大的学术分歧，再加入古籍中庞杂的记述，其乱象丛生乃势所必然。在扩大的“二重证据法”的指导下，对考古学新发现的一些有资格的解说家，不仅没有接受顾颉刚等对上古史的扫除工作，就连顾颉刚预言地下之材料“寻不出”的三皇五帝，也披上考古学的外衣，从他们的口中卷土重来。
现在从伏羲氏以下的“先王”、“先圣”，大多都建造了气势恢宏的陵墓，都有了“故里”、“出生地”，有些本为古代皇朝所钦定，我们仅仅“奉旨”修筑而已，姑且不论真伪。单说“炎帝”一个传说人物，今人则有了许多新的考订，由官员和学者构成的“二重主体”队伍，运用“二重证据法”，产生了不同学说。依照古籍记述，炎帝故里本来早有河南、山西、陕西、湖北、湖南等多种说法，近年陕西宝鸡拿出了“二重证据”，即除古籍资料外，还有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农业生产、生活的痕迹，由于古籍有炎帝即神农氏或神农后代的说法，于是被热捧为炎帝故里，祭拜声势大振。而热闹尚未稍减，湖南会同县同样摆出“二重证据”，于是学术研讨会在该地召开，许多名流学者表态支持，据传当地曾准备斥巨资兴建纪念与祭拜工程。炎帝与神农氏是否为一人？炎帝与黄帝是什么关系？古籍记述本已纷乱，直接影响信古者对炎帝距今多少年的估算。传说中的“先王”、“先祖”只有炎帝或神农氏实行农业生产吗？也缺少论证。那么以考古遗址中的农业痕迹指认炎帝故里，并且发生不同地点的争论，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徒争论“一个针眼里究竟能住几个天使”有什么区别？毛泽东《贺新郎·读史》曰：“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现在则是行骗与被骗一起狂欢，有人为之辩解，说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炎帝一身，就至少建筑了分布陕西、湖南、山西的三座“国家级”、“省市级”的豪华陵墓，墓主连自己尸体都不能“凝聚”，怎么能够对现代人们产生凝聚力？现代中国真的有赖于上古圣王来凝聚吗？
对禹以及大禹治水传说的质疑，是顾颉刚早期疑古考辨的一个突破口，引起轰动和争议最大、最多。然而细检所有反对顾颉刚意见者，并未拿出证明实有“禹”存在的证据（按：这个问题也是应当由信古者举证）。且不言是否有“禹”其人，但大禹治水乃是神话，则越来越被证实。顾颉刚早曾指出：“《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看这诗的意义，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20）2002年出现的西周中期铜器“遂公盨”，其铭文开篇即云“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21），可见很早的传说就是上天命令禹布土治水，有力地支持了顾颉刚的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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