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某些学者完全不顾这些证据，居然细致地研究起当作真人的大禹是用什么办法去治水。如徐旭生认为禹“利用他们家世的失败的经验，觉悟到从前所用枝枝节节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大规模疏导，使水畅流，才有办法”（22）。当今另一学者则大作“新探”，说禹和其父鲧，治水不在一个水灾的阶段，所以方法不同，禹之治水是在大洪水过后，“只需要疏通各条河水，使人们安居乐业即可”。洋洋万言，煞有介事，然而证据何在？除了顾颉刚等早就质疑和剖析过的文献资料外，附加的还是属于战国时期的文字，可以充当“二重证据”者，只是考古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中原和南方，都曾有大洪水留下的遗迹（23）。这算得什么证据？江河洪水，历代有之，发现洪水遗迹的同时，发现治水的工具了吗？如果大禹真有其人，那只能是在石器时代，请问他们用什么工具开挖河流、疏导洪水？在上古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之下，大洪水发生，只能逃走、只能等待洪水自然退去。马克思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24）“大禹治水”的故事，完全是因为人们无力治理大洪水又渴望治水而想象出的神话，天帝、大禹不过是一种征服自然力欲望的形象化。
上古传说乃至于神话，都包含了历史的信息，都可以用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民俗学的知识等等予以历史的解读。但是传说、神话只能作为被重新解读的材料，而不能当成被证实的对象，例如古书记述有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25），即为周朝先人后稷。这可能反映了人类经历过“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时期，绝对不能认为姜嫄踩了大脚印而怀孕是真人真事。对待三皇五帝的传说，均应从传说中解读其中反映的古代社会状况，而不是企图坐实其人的存在。但一些有学问的学者如王晖教授却声称：“战国时期流传的五帝时代这些著名领袖人物及其重要事迹还是应该可信的，也是我们应该根据出土古文字资料和古文献相互印证并重新整理的。”（26）而审视其引用的“出土古文字资料”，不过是战国时期的郭店楚简等，虽为新出土资料，但对于东周以前历史的研究，并不比传世的《国语》更有价值。
让人奇怪的是：此前考古发现的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址，早就被许多人风风火火地鼓吹为尧、舜故地，王晖教授怎么不收揽为“二重证据”呢？大概因为陶寺文化遗址显示出那里发生过惨烈的大屠杀、大毁灭，而王晖先生是力主尧、舜、禹禅让的吧。将陶寺文化遗址指认为尧、舜故地的学者，只好承认《竹书纪年》所云“舜囚尧于平阳”（27）的篡夺也可能真实，这其实还是不能解释宫廷政变式的篡夺，何以会有陶寺遗址中毁城、掘墓、杀人分尸的惨烈战争。迷信古籍之中上古史记述的学者，为什么不将陶寺遗址指认为黄帝与蚩尤的战场、或者是颛顼与共工的战场啊？那既不伤害儒学经典和正史的可信性，又能编织新的故事，认证更多古籍以及神话传说的可信。由此可见，用“二重证据法”令考古来印证古籍，不仅穿凿附会，而且挑挑拣拣、各取所需，还常常会想不周到，顾此失彼。这样搞出的古史新证，鲜不成为秽史。
即使把考古发掘新发现的文字资料与已有的历史记载相互印证，也不合乎考古规范。例如1972年发现银雀山兵法书简后，被认定为《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二书同时出土，声称解决了关于《孙子兵法》作者的一大疑案。何以会认定这是属于两种书？因为有“纸上之材料”记载过两种书名，按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地下之新材料”的出现，正好用来“印证”古籍的记载。但是那批竹简上并未标明两种书名，竹简形制也无区别，按照规范，就应当谨慎地按原始状况归于一起，标以“银雀山出土兵法书简”之名，余下的问题听凭学术界研究讨论，各抒己见，这才是科学的方法。在这个兵法书简问题上，分为二书与归为一书，史学意义是正好相反的，尤应高度审慎地处理，保持原貌。这个实例，足以说明“二重证据法”即使在文字资料的范围内，也不完全符合科学精神。
时至今日，中国各地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址已经相当密集，远非王国维时期所可比拟，剥离古籍中的圣王传说，利用考古学独立地考察上古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已能展现出轮廓。现在实行顾颉刚所主张的“新系统不致受旧系统的纠缠”，是完全必要的。古人将以往的历史记忆寄托于若干逐步塑造的圣王、英雄，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古籍中，甚至所有工具、器物也都归为黄帝等圣王或个别人物发明，这是未充分开化阶段的人类，以形象思维弥补理性思维的表现。现代史学可以从远古传说中解读和提取关于社会生活状况的信息，而不能轻易相信其中英雄人物及其具体事迹，更不能够把考古的发现，装入陈旧的上古史体系的框架。“二重证据法”的滥用，正是一种将考古学装入古籍记载框架的错误方法，应当及早摒弃。以考古发掘的实物、实迹，经科学的分析，摆脱种种纠缠，独立地重建中国远古文明发展的历史，是当今历史科学之要务。
注释：
①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首《序》，北京：中国书店影印上海文瑞楼刊本，1987年。
②载罗振玉校补：《雪堂丛刻》（三），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298-299页。
③1921年王国维编辑的《观堂集林》卷三收载《明堂庙寝通考》，已经删去上引此段文字。
④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一章《总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⑤载《东方杂志》第19卷3号，1922年2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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