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显、玄奘并称中国佛教史上最有成就的三位求法僧的唐代高僧义净，经历南海，巡礼印度，前后长达25年。义净撰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他本人及其他求法僧经南海诸国到印度的路程及所经历的国家，真实地记录了唐代南海海上交通路线。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从广州（或交州）出发，乘船舶约20天，到今苏门答腊港（即巴邻旁）的佛逝国，再往西至末罗瑜国，到马来半岛的羯荼国，北行十余日到裸人国，再西北行半月许即到当时南印度的耽摩立底国，返程大体相同。《新唐书·地理志》中贾耽所记“广州通海夷道”是唐代南海海路交通的重要路线。从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记载可知，唐代南海交通的路线并非一道，或从广州登舶，或从交趾登舶，或从占波登舶，或经佛逝，或经诃陵，或经郎迦戍，或经裸人国抵达东印度耽摩立底，或从羯荼西南行到南印度那伽钵亶那，或复从师子国泛舶北上到东印度诸国，或转赴西印度。[49]
义净之后，僧人慧超大约于开元十一年（722）从海路赴印度求法巡礼，先至东天竺诸国，后来游历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诸国。慧超所著《往五天竺国传》是研究8世纪上半叶中外陆路交通的重要资料。继《往五天竺国传》之后，又有《悟空入竺记》，记载了悟空在天竺的游历，为我们了解安史之乱后河西路断的情况下唐朝和西域之交通往来提供了重要线索。《大唐西域记》记载了初唐中西陆路交通的情况，《往五天竺国传》记述了盛唐时期中西陆路交通的情况。以上两书仅限陆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对于陆路和海路都有记述，其中尤以海道情况最为重要。历史上，西行求法高僧每有行记问世，将不同时期的高僧行记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看出历史上中外交通的发展轨迹。
古代史籍对中外交通的记载非常稀少，佛教僧众西行求法行记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中古时期，求法僧西行选择的路线反映了当时对外交通的一般面貌，他们亲见亲闻的纪行之作，成为了解和研究中古对外交通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大大充实了有关中外交通史的内容，而且可以与正史文献记载参照比勘。高僧行记是研究中古中外交通的珍贵文献，久为中外学者重视，因而被译为日文、英文、法文多国文字。今天，我们对于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仍实多赖此类行记，佛教西行求法僧功不可没。由此可见，佛教与中外交通的关系不同寻常。
中古时期，佛教的盛行，使得中外交通海陆两途不仅是东西方贸易往来的通商之路，而且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佛传之路。中外僧人或陆路，或海路，往来频繁，持续数百年，主观上出于宗教的热忱，客观上丰富了中古中外交通的内容。求法僧人们海陆两途并举，但并非因循旧路，墨守成规，而是乘危履崄，积极探索。法显西行求法去时依陆路，归来时走的是海路。慧超遵海路前往，归来却是循西域陆道。圆仁入唐走南岛路，归国时走北路。即使经行同一路线，也并非如出一辙。法显和玄奘西行虽然皆循西北陆路，但是并不相同，法显等人离开敦煌后，取道鄯善，循昆仑山北西行，玄奘则取道高昌循天山南麓西行。唐代著名求法僧义净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然而胜途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寔由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50]斯言诚非虚语。中古时期，佛教高僧大德或逾越流沙，或泛漾洪波，“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51]着其先鞭，导夫先路，极大地促进了中古中外交通的开拓和发展。中古中外交通路线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论其功绩，除了商人，无出缁流沙门之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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