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排斥符瑞怪异及佛老内容。在北宋中期，理学形成的过程中，学者反异端、排佛道的思想继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如欧阳修称：“郑惑谶纬，其不经之说汩乱六经者不可胜数。学者稍知正道，自能识为非圣之言。”（52）司马光“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53）对于释老，学者们也大加挞伐。如孙复认为：“佛老之徒，横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绐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54）欧阳修称：“彼为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蚕食虫蠧之弊”。（55）司马光“不喜释、老”，所谓：“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56）
这种反谶纬排释老的思想在历史编纂上也有明确的反映。其有代表性的当属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对符瑞的抨击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不书符瑞。如在《旧五代史》中记载了朱温称帝前后出现的大量符瑞现象，而在《新五代史》皆被欧阳修一一刊落。其二是不设《五行志》。自班固《汉书》设《五行志》志五行、叙阴阳、记灾异起，后世史书大多设《五行志》仿效之。《旧五代史》即设有《五行志》，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则不立《五行志》，只立《司天考》以记天象及历法，“以备司天之所考。”（57）欧阳修的排抑佛道思想在《新五代史》中也有生动的反映，有学者将其进行全面梳理之后，指出：“纵观《新五代史》，没有一处对佛教进行称赞和肯定，显示出欧阳修对佛教的彻底批判精神。”又指出《新五代史》中欧阳修对那些“打着道教旗号或利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致家国败落的伪道士们”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批判。”（58）此可谓不易之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妖异符瑞现象必欲悉数删之而后快，还是在修定长编的阶段，他在与助手范祖禹讨论修《资治通鉴》的原则时就称：“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59）对于释老则在书中采取批判态度。他称佛教“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60）又利用古人之口驳斥释老，如载崔浩不好老庄之书，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肯为败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为事此胡神！”’（61）还详细记载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禁佛之事。此外《新唐书》在反对符瑞释老方面也作了很多工作。如宋祁撰《新唐书·方伎传》将《旧唐书·方伎传》中所有的玄奘、神秀、慧能、一行诸传皆删而不载。欧阳修在《五行志序》中对阴阳五行之学进行了抨击，所谓：“汉儒董仲舒、刘向与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范》为学，而失圣人之本意。”认为他们“取其五事、皇极、庶证附于五行，以为八事皆属五行”，是荒谬的。（62）
综上所述，北宋中期，为了强化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至上性，学者们不仅竭力将其演绎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而且还纷纷以其为准则评判历史人物事件的是非，同时又以其为指导思想对历史进行大规模地编纂或重构。通过学者们不懈地努力，使新的学术理念全面渗透进了历史领域。
注释：
①《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69页。
②《旧五代史》，第1340页。
③《旧五代史》，第1340页。
④仓修良：《从〈册府元龟·帝王部〉看其作者的神学史观》，《〈册府元龟〉新探》，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76页。
⑤《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14页。
⑥《新五代史》，第611页。
⑦欧阳修：《武成王庙问进士策二首》，《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73页。
⑧《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页。
⑨《新唐书》，第960页。
⑩邵雍：《皇极经世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22页。
（11）邵雍：《皇极经世书》，第501页。
（12）司马光撰，王亦令点校：《稽古录点校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649页。
（13）司马光：《辨庸》，《司马温公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3页。
（14）司马光：《上谨习疏》，《传家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4册，第247页。
（15）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2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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