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华夷交往地理范围的扩大，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政策越来越凸现出一种圈层性差异。较之对毗邻区的重点关注，中原王朝与那些相距较远并不存在地缘战略冲突的诸夷政权或部落（也即一般交往国、政权或部落）的军事、政治期望一开始就非常淡薄，几近于无，因此这种夷族政权或部落在中原王朝的封贡体系中的地位就显得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当然，这种经济、文化政策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但这显然不是中原王朝封贡政策关注的重心。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关注重点始终在那些与自身陆上毗邻、存在地缘战略关系的夷族政权或部落，在漫长的王朝统治时期，这种关注后来也延及海上毗邻，但海上毗邻的关注程度相较前者非常微小。中原王朝以陆立国，其国土防御体系的建构也以陆地为主，体现出鲜明的陆基性特点。正是这种以服务于陆基政治稳定、军事安全并以毗邻诸夷政权或部落为主要对象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边疆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趋于内地化，而毗邻诸夷政权或部落也逐步被中原文明濡染，形成东亚汉文明圈。这种基于地域远近、地缘关系亲疏而形成的圈层性政策差异，是解读中原王朝封贡体系鲜明的政治、军事色彩的重要一环，是认清封贡体系实为一种陆基国土防御体系这一根本属性的关键。
理解华夷观在封贡体系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除了需要认清上述封贡政策的圈层性差异，还需要将华夷观在民族意识和王朝决策两个层面的波动区分开来。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古代的华夷观在这两个层面的嬗变轨迹是有相当区别的，前者主要以文化的认同为主，侧重对其文明程度的考量，前者的改变基于华夷文明差距的缩小，当然实际上更多地体现为夷的华化；后者则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周边国家或者部落之间的军事对抗、政治对抗等形式的政权间的博弈，当中原王朝在这种力量博弈中取得绝对的优势，往往实行华夷一体、华夷一家的政策，当中原王朝处于博弈的劣势中则往往加强对周边政权的华夷之辨与华夷之防，因此这种决策层面华夷观念的彻底消弭，一般基于借助王朝统一战争和经济文化一体化而造就的地理管辖范围的进一步扩张，这显然比前者难得多。此外，由于中原王朝的立国根基在于农耕经济的累积，而农耕经济的稳定性又受到地理、气候、政策、社会风气、科技应用等多种因素的制约，难以为中原王朝的统治和教化提供长期、稳定、强力的经济支撑，华夷之间力量对比经常处于失衡状态，华夷之间的防范与对抗就成为中国王朝历史的一种常态。从这种角度讲，华夷之辨、华夷之防更主要的是政权对抗、民族对抗的产物，文明文化的比较基本上处于次要地位，华夷观念的变迁也更多地与中原王朝和周边国家、民族政权及部落间博弈力量的消长、变化联系起来。相应地，华夷观和华夷之辨自然成为封贡体系理论构建的主要基础，指导理论中弥漫的军事气息又反过来强化了传统封贡体系先天性的浓郁的军事、政治对抗的色彩。陈芳芝有一段精彩的评述，虽只是论述历史上国内边疆各割据政权或部族与中原政权间的动态关系，却颇能藉以概见封贡体系中华夷关系的大致脉络，今录于此：
内地与边区，相依而不可分，如腹脏之与肢体。自秦以还，吾国政治历史常循环于大一统、小一统、偏安三种局面之轨道，其递嬗几完全以边陲与内地之间关系为决定因素。中国盛，威力足以统驭边徼，边区领土入隶中国版图，则局面为大一统，从而国家鼎盛，社会安泰，疆场宁谧。汉、唐、元、清之全盛时代，即为大一统之局面也。其次中国势力不足以控制边区领土，退而防守内地外围以御边区民族之内侵，此时局面则为小一统。西晋、北宋及明代即其适例。在小一统局面之下，边患频繁，从而国家多事，社会贫乏。一旦边区民族崛起，复乘中国之敝，大举入寇，如中国不能抵御，势须放弃黄河流域，退守长江以避之，因成偏安之局，国势阽危，终且流于灭亡。若五胡之乱晋、辽夏金元之逼宋、满洲之灭明是也。循环轨道，伊古以来，未之能易。故曰：中国安危，系于边陲统驭之得失。而中国之绥服边陲部落，亦实为国家争取生存保护封疆不得已之自卫，非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专以务远略臣异域为快者也。（16）
由此，可以看出，过去中国学者屡屡提及的“天下观”在阐释封贡体系时的种种局限，“天下观”虽然在表面上成为封贡体系外交活动中非常理想、动听的外交话语体系，却无法契合华夷交往与对峙的复杂而残酷的历史现实，天下观对于现实问题的处理也大多显得迂拙迟滞，实际操作性较差。如汉时之匈奴，“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贵壮健，贱老弱”，“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17）此外，汉匈争战百余年，西域亦首鼠观望叛服贰属百余年，例如，期间汉朝如何对这种和战不定的敌对力量、叛服不定的中间力量实施其天下观？天下观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理想，而左右中原王朝与外界交往模式与关系模式的，除了理想，还有现状、实力、利益、环境等诸多重要因素，即便是在汉、唐、元、清等朝代的强盛时期天下观也不能真正实施，真正从民族意识和政治决策层面支撑着封贡体系两千余年不断延续运转的理论核心仍是笔者所说的华夷观。
三、中原王朝封贡体系得以维系的动力机制：变动不居的政策与永恒的王朝现实利益
20世纪60年代，费正清在考察清朝对外关系时注意到了清代贡赐贸易中的厚往薄来政策，他认为清代的厚往薄来包含着借助属国、属部万邦来朝的盛况在国内增强政治威信的动机：“朝贡在治理中国的过程中，具有威信方面的价值，而威信是践行统治时至关重要的工具。”（18）“中国统治者通常宣称，他们准备牺牲经济内容以保持政治形式。他们一般不肯承认对于贸易的任何依赖，因此贸易只有从属于纳贡才算是合法”。（19）而属国的统治者所以乐于朝贡则在于中国回赐物品的价值丰厚和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大量获利。费正清据此进一步推定，在中国历史上，朝贡体制得以长久维系的原因，便在于该体制已然成为贸易往来的一个巧妙的工具。这个结论对于解释明清时期中国与诸朝贡国间存在的厚往薄来政策具有很大的说服力，明永乐时期最可称典型，但也不能绝对化，更不能将其诠释时段任意延伸来解释整个中国古代封贡体系的维系动力。
以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域贡赐贸易中的厚往薄来为例，西汉对西域乃至中亚诸国在贡赐贸易上的厚往薄来带有政治拉拢以孤立、分化乃至共同对抗北部匈奴势力的明显动机，当然也有保持丝绸之路畅通、推动中西贸易的用意。与西汉情形相似的还有北魏，北魏对西域乃至中亚诸国在贡赐贸易上的厚往薄来同样带有孤立、分化乃至共同对抗北部柔然势力和保证中西贸易畅通的双重动机。至明清时期，中国对西域以及中亚诸国的厚往薄来则主要是一种政治羁縻，中国维持新疆、西藏地区以及临近省区军事安全与稳定的用意明显凸显，而对开展中西陆路贸易获取经济利益则不甚重视。此外，费正清的结论无法解释封贡体系中许多国家与中国贡赐贸易交往次数极为有限的现象，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情况，无论两汉、魏晋、隋唐、宋元还是明清时期，仅来朝贡几次甚至一次的国家很多。这说明费正清的解释尚缺乏对朝贡国内部需求与动机的全面深入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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