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的是，有两种理念为社会文化史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就是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中提出，生活是历史本体论的命题，与本人在《礼俗文化再研究》中提出，百姓日用是儒学的经典之教。社会文化史是以生活为中心，对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进行统合研究，当前思想史和文化史都向社会生活靠拢，从生活领域中发掘新资源的动向，再次证明社会文化史已跻身人文学科的前沿。
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人因为要生活才形成社会，有生活才有阶级的划分和社会的构成。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社会生产和流通的一系列链条上，生活处于目的性的终端，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目的。说人是社会的本体，无异说生活是社会的本体。所以生活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永不停息的创造业绩。人的解放离不开生活方式的变革，文明的进化与差异往往表现在吃穿用，以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等方方面面表现出种种差别，从而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不同特质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所以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以生活为本，这对史学来说，意味着重新回到梁启超提出的，要使国民知道生活的过去和未来。百年来史学发展中的风风雨雨，又回到上个世纪初新史学的起点，可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上升到新台阶。
新台阶使研究者更上一层楼。生活有广阔的视野，它涵盖先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及其社会制度等丰富多彩的内容，这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第四个转向：即从神谕为纲、资政为纲、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生活为纲。纲举目张，目随纲移，纲变则全变，这是具有颠覆性的大转向。转向即解构，因为建构传统史学大厦的支柱在变化。历史主体从高高在上的权贵、精英，下到平民百姓，从注视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变，到关注日常生活。不论是对作者抑或读者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转移。
这一大转移形成对史学的解构也是必然的，必然性是在于，史学功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已经发生变化，史学被推崇为神谕，是在神权时代；被认为是政治教科书，是在皇权时代。代代相承的小农业生产，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前人经验就是后人的轨迹，人们匍匐在祖先的足下，亦步亦趋，事事按祖制办事，间有革新也要打着法祖的旗号，即使至尊至贵的君主发号施令，也得标榜来自祖先的训示。在这种社会形态中，记载前人业绩的史书自然奉为经典，遇有重大决策无不要从史书中找依据，史官是皇帝的高参，史家在学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这一切都被现代化浪潮所冲击。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不能忘却，但它的真正价值是在现在和未来。现在流行一句话：“让历史告诉未来！”言简意赅地道明了史学的价值所在。要知道史学是经验性的知识，因为是经验性的，自不乏有一定的规则可参照，但由于人、时、地等环境、条件的变化，任何经验又都有局限性，对后人有参照的，不一定能起到指导作用。现代高科技的发展，瞬息万变的世态，各种信息如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决策，不再仰仗史书的教诲，而是考察四海风云，潮起潮落。在全方位的信息储存中，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主要是提升对信息的把握度和思辨力，而不在于信息量，有时还要对信息作减法，学会淘汰，才能做到精选精用，历史经验的参照系也就降到最低点。
由此相应的是，史学的发展愈来愈要仰仗对历史的解释作出新的贡献。这是现代人的解读，是现实的、鲜活的人的认识，历史本身只是缘由，讲史的不能不反映现代人的需求，这也可视为现代史向过去的延伸。阅读者主要从史书中汲取知识和智慧。智慧是一种对经验的感悟、体认和敏感，对提高文化素质永远不会过时，而且常用常新。
史学从笔录帝王行事到记述百姓生活，从为帝王统治服务，到为民众长智慧，是史学主题和功能的大变化。史学由此失去神圣光环，却大踏步地走上社会化。
这对研究者未必不是幸事！因为随着研究对象的下移，会带来新气象，新问题和新思考。例如对鸦片的社会文化研究，别有一种视角。鸦片是舶来品，在世界各地都有生产和销售，为什么唯有中国酿成社会公害？由于中国近代史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种族主义的义愤，爱国主义的声讨，都指向外国侵略者，几乎成为毋容他议的定论。然而从社会文化研究，却发现自害更甚于他害的现象，这有两个论点剖解了这一问题。一是鸦片在中国经历从药品、食品到毒品的变化，促使中国人吸毒成瘾的是烟枪的发明，使苦涩的鸦片转化为香甜烟气，引人上瘾，这不是外人而是国人的创造。促使吸毒成为国害的是国产烟的种植。中国本不产鸦片，进口价格高昂，只能在少数富豪中传播，可当朝的李鸿章等人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有钱国人自己赚，提倡在本土种植，这一主张甚至得到一些禁烟派的认同，到清末国产烟的产量已是进口烟的四倍，因为鸦片对土壤要求不高易于种植，有好收成，能卖个好价钱，在西北和西南贫困地区成为农民脱贫的方式，由于土产烟是自产、自销、自吸，吸毒者普及到农民，造成民族的大灾难，这是在貌似爱国名义下的祸国行为，是民族的自残，揭示这一现象，是深入认识近代中国沉沦的重要因素。
由于视角不一样可以发现新资料，如在清史笔记中发现有妇女告丈夫婚内强奸的案例，这是现代意识，发生在三百年前的清代，太稀罕了。但这是孤证，我请教清史专家，回答是清人笔记不可信，这资料不能用。但再一想，即使查不实，身处三百年前的人能臆造出这一事例，不也是一种思想的反映吗？这虽是个案，但只要是当时人的言说，就代表一种思潮，即使是微弱的萌动，也是一种趋向。社会文化史就要发掘这类不为人注意的日常行为，窥视当时人的思想状态。
再如明清时代徽州一地所立的节妇烈女的牌坊就有六千多座，根据歙县地方志所记，这一地区的节妇烈女多达6万5千多人，然而就在这些禁锢最深的地区，从明清流行歌曲吴歌中却暴露另一种景象。在清代文人冯梦龙所收集的时调中有一首《偷》说的是：“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还有首《小尼姑》云：“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年纪小，出什么家？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不各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念什么经文也，守什么的寡。”还有《八十婆婆要嫁人》等等。
这些在正史中绝对见不到的呼声，却活跃在民间社会。那种女性要求自主择偶，不畏众议，不为利诱，敢于走出家门，与情人私奔，坚贞不屈，出了事自己承当的勇气，就令人惊叹。只要看看，深锁寺院的尼姑在思春，高龄的老妇要再嫁，这些被禁锢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韪，为争取爱情，亡命献身。被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人性，喷薄而出，化为琅琅歌声，传播到乡间里巷，为妇孺童叟津津乐道，这与正史宣扬的节烈观形成强烈的反差。这说明民间社会并不都受统治阶级意识的控制，理学家们灭人欲的思想在这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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