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术的异同以及这些异同如何影响国外中国史的研究，是当今中国史学界颇为关心的问题。我对这一问题，也很有兴趣。作为一个华裔学者，而且又常常回国，我自然比较关注中西、中美两国文化的一些差异。在讨论海外中国学发展或中国研究发展的时候，我倾向于从许多方面来考虑，并不仅仅限于学术层面。我的考虑和思考又与我个人的训练有关。我当年到美国并不是去研究中国历史，而是研究欧美历史的，一直到现在为止也不是完全的China scholar（中国研究者）。在研究中国史方面，我是介于外行和内行之间，因此在跨文化之间的研究与比较、特别是在比较两个史学传统等方面一直抱有很浓的兴趣，并且也着重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顺便提一下，在英语世界，如果说China scholars一般指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而Chinese scholars指的是中国的学者，也即族群意义上的中国人。所以我又兼及两者。
从2008年开始我主编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中国的历史研究》）。这是由美国M.E.Sharpe出版公司自1968年以来就出版的一种专门翻译、介绍中国学术的杂志，其重点是中国历史研究的状况，其他还有翻译介绍中国学者研究哲学、思想、经济等方面的同类杂志。我把这个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杂志理解为“中国的历史研究”，而不是“中国历史研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把它看作为一个介绍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杂志，而是想把它看成一个介绍中国人研究所有历史的杂志。我担任主编之后，编了一个专辑，选择翻译了中国的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成果。①以后这样的事情我还要做，因为在中西学术交流方面，中国方面仍然是接受方，呈现的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我将尽我所能，对此有所补正。
当然，对西方读者而言，可能对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兴趣更为大一些。我主编的杂志也希望能成为一个沟通中外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渠道。最近我知道国内对美国“新清史”研究比较感兴趣，有不少学生甚至已经以此作为硕、博士论文的选题。而在2010年，我就办了一个专辑，介绍戴逸先生近年主持的清史计划，因为就我了解，西方研究清史的学者对这个计划知之甚少，而且也不太重视。一般认为，这是一个很官方的计划。其实这也是很多中国学者的看法。但是不管怎样，当代中国为什么要编一部正史，他们在讨论的一些什么课题，关心什么内容，还是值得让西方的中国学家了解。而且我在选择相关论文的时候，发现在有些方面，比如如何编纂这一“正史”的体例问题，中国学者有不少新颖的看法。换言之，如果这是一部官修正史，那它不是传统史学的回归，而是希求推陈出新的一个尝试，因此个人认为应该引起西方中国学家的重视。②我以后还要编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和中国的物质文化研究的专辑。因此近年所做的工作也让我十分注意西方中国学研究的传统和新潮以及与中国学术的异同。
美国的中国研究抑或西方的中国研究，我以为是和两个方面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第一是欧美文化的整体变化和历史学在学科化、专业化以后的发展；第二是中国本身的变化和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的相互交流。下面就这两个方面来作一些观察和分析。
先谈第一个方面，加州大学周锡瑞教授（Joseph Esherick）最近在北大历史系上课，他提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在美国历史学系，没有我是做世界史的和我是做中国史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区分。但在中国历史系，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我是搞世界史的，中国史的会议和讲座我就不去了。我虽然曾在中国工作，但在美国时间久了，对这一说法和行为也会感到奇怪，甚至无法理解。在美国大学的历史系或者其他系科，基本都有一个机制，而在中国好像还没有，那就是大约每个月甚至每半个月就会让一位教师作一场学术报告，向全系师生（特别是研究生）开放，而所有的教师都会尽量参加。报告者会将尚未完成的论文粗稿拿来给各位批评，所以世界史、中国史或非洲史的学者之间不存在什么学科的分界线，也不会因为自己不从事某一区域的研究，就不对报告者的内容产生兴趣及提出批评。杜维运先生曾在一本比较中外史学的著作中指出，有所谓“正统的西方史家和非正统的西方史家”的区别。③他所指的“正统的西方史家”，就是西方人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而“非正统的西方史家”，就是西方研究西方以外地区的学者。如果有这两种人，他们之间也没有畛域分明的界限，而是一直有着交流和互动。因此欧美的中国学家，可以随时吸收研究欧美历史的学者的成果和视角，不但将有些研究视角引入中国史的研究，而且也对这些视角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加以修正和补充。这一方面，欧美研究中国或亚洲妇女史的学者，成就就比较突出。妇女史的研究，与19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欧美的妇女史研究，一般都以西方社会对女权的界定出发。但这些界定，或对女权的认识，与亚洲社会的具体情形，自然存在差别，因此欧美研究亚洲妇女史的学者，经常对西方的女权主义不断地进行修正和批评。他们通过对中国妇女的研究，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中两性关系、家庭结构与西方社会之间的明显差异，由此而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释。④如果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不与研究欧美历史的同行、同事进行交流、磋商，显然这些成果就不会轻易获得。
中国学者看到西方的中国研究，大致上有一种新潮迭出、目不暇接的感觉。这一现象，与欧美的中国研究者不断与其他同事、同行交流，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从大的方面来说，欧美人从小就培养出一种个人主义的意识。在教育体制上，美国的教育非常强调培养个性，小学生写作文，常有“I am me”，即“我就是我”这样的题目，希望这些学生能发掘自己的个性和特长，也即如何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些从小的教育，使得他们成为学者以后，一直追求新颖的视角，即使受到其他同行的启发，一般也不会满足于照搬和引进，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史料的分析，提出修正。所以对于美国学者来说，你用这种方法，我就用另一种方法，你做这个课题，我就做另一个课题。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造成他们视角的不断转换和更新。与之相比，中国自古（隋唐之后）以来就实行应试教育，学童从小就希望获得一种标准的答案，因此创新意识不强。在有些时代，当权者甚至根本就不允许有创新，因为创新就会产生异端。从这一层面来看，中国人要像西方学者那样，在学术上新见纷呈，为期甚远。但凡事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中国人的守旧、划一和从众，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由于每一代的学者都不断在重复前人的成果，保证代有传人，以致至少在文化的层面，中国持续了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而西方历史常有剧烈的断裂。西方人的历史意识，与中国人的历史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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