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我们对史学界关于章氏“史意”的种种观点，进行一番必要的商榷。
第一，史学界有许多学者，甚至是史学前辈都认为章氏“史意”，就是孔子作《春秋》所谓的“窃取之义”，即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思想。考之《文史通义》一书，章氏确有一些相关言论，他曾说：“孔子立人道之极。”（46）又说：“盖天之生人，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纳之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天位也。”（47）即认为以孔子创立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纲常思想是合乎天之大道的。众所周知，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为封建政治统治服务的，而章氏亦主张学以致用，所以又说：“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48）对孔孟之道建立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及其在维护封建政治统治上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在封建社会里，君主是国家的象征，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他甚至认为：“史臣不必心术偏私，但为君父大义，则于理自不容无所避就，夫子之于《春秋》，不容不为尊亲讳也。”（49）就是说，史家虽应讲究史德，但当君主和父亲出现过错时，本着孔子《春秋》之义，亦应为其避讳。章氏不仅是这样说的，在修志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如其所撰《永清志》中之《恩泽纪》、《士族表》、《烈女传》和《义门传》等许多门类，都以反映封建思想内容为主。
章氏无疑是一位封建文人，也确实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是合乎天之大道的，但他却不认为孔孟之道是圣人头脑中固有的。相反，他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善于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客观规律的结果，是向众人学习的结果。他说：“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50）既然圣人能够藉学得道，那么他人亦无不可。又说：“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51）道，不仅他人可学，而且道也不止孔孟之道一途，凡为客观规律者皆可谓之道。又说：“文章学问，毋论偏全平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学问无有大小，皆期于道。”（52）这就是说：学者著书立说，虽不比孔孟之道在社会上影响大，但在其所属研究领域亦可明道。言下之意即为：章氏本人所撰《文史通义》一书，就是为探索史志理论和文学理论领域里的一般规律而作，从其书名之意中也可反映出这一点。由此可见，前文章氏所引“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不过是说应借鉴孔子以史明道的治学方法而已，至于明道之内容，则显然与孔子有别。孔子作《春秋》，意在书法褒贬；而章氏撰史修志，重在叙述事物原委。陈鹏鸣在《章学诚史学批评的目的与方法》一文中也发现了章氏这一特点：“他（章学诚）在进行史学批评时，总是喜欢追溯源头。”（53）其实章氏不仅喜欢追溯源头，也喜欢究其遗绪，以便从中把握事物发展的大势。而把握事物发展的大势，如前所述，当然只能是探索事物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认识了。
第二，有的学者认为“史‘义’贵在创新”。通过对章氏整个史学体系进行一番总体考察之后，笔者发现，章氏最感兴趣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创新，而是是否能够或者是否有助于体现史意，即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性认识。关于这一点，我们举出一些有关的例子便可明了。其一，众所周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古代颇具创新性的史学名著，章氏对其评价是：“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54）这里虽然肯定了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但更注重《史记》与上古孔子所编《春秋》的联系，称赞其具有《春秋》家学，是《春秋》之后第一人。而《春秋》家学，在章氏看来，就是讲究史学义旨，就是强调史意。其二，班固所撰《汉书》，创立了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并为后世正史史书体裁所沿袭，可见是符合当时是顺体裁客观需要的，无疑是《汉书》的主要贡献之一。然而章氏对此从未加称赞，相反，对《汉书》中个别内容上溯至远古的门类，如《古今人表》和《艺文志》，则给予肯定和褒扬，他说：“班固《古今人表》，为世诟詈久矣。由今观之，断代之书，或可无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无人表也。”（55）又说：“《汉志》最重学术源流……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56）其三，如前所述，章氏平生最推崇的便是宋代史学家郑樵所著《通志》。学界一般认为：该书的纪传体部分系删削旧史而成，唯独《二十略》为郑樵所独创，史学价值最高。其实《二十略》中的大部分内容也是依据旧史而成，只有《六书》、《七音》和《昆虫草木》等略，才是郑樵真正的心得之作。章氏对其评论说：“若夫《二十略》中，《六书》、《七音》与《昆虫草木》三略，所谓以史翼经，本非断代为书，可以递续不穷者比，诚所谓专门绝业，汉、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57）与评论《史记》相似，在肯定三略为专门绝业的同时，更称赞其通史体裁。其四，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纪事本末体裁。该体裁以事件为中心，既消除了纪传体一事数记之弊，又避免了编年体一事数隔之虞，在中国古代史书体裁发展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章氏对纪事本末体的上述优点虽亦予以肯定，但其看问题的角度则与众不同，他说：“《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取以为史法，而特以义有所近，不得以辞害意也。”（58）即认为袁枢所创纪事本末体，当初本人并未意识到要创造新的史书体裁，然而这种史书体裁得以集中史书的核心内容，易于体现史意，故应予以肯定。章氏既然从利于体现史意的角度肯定纪事本末体，当然不会认为这是创新。他对这种体裁的评价是：“真《尚书》之遗也”，“臭腐复化为神奇”（59）。即认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继承了《尚书》的遗法，是《尚书》复古的回归。
第三，有学者认为：“‘史意’一名，略当文化发展史的理论。”如此界定“史意”，显然意义不大。就“文化发展史”而言，章氏是史学理论家，史学理论当然包括在大文化的范畴之内；就“理论”二字而言，说史意是历史的理论观点，这是不辩自明的问题，因而毫无探讨之必要。本文探讨的是章氏史意的特指内涵，即章氏的历史理论观点是什么？而不是史意就是历史理论观点这种简单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探讨，至少我们对章氏“史意”之说的认识有所深化。章氏史意之说产生于乾嘉时代，当时正值考据学盛行，为考据而考据之风弥漫整个学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章氏能够提出旨在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性认识的史意之说，可谓难能可贵。然而终清之世，章氏之说亦未能显。五四运动之后，“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深入人心，史家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历史。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会稽有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幾、郑樵上。”（60）章氏之说方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研究性史学论著若雨后春笋，纷纷问世，蔚为大观。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后，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历史和解释历史，将史学理论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种研究方法在大陆史学界至今盛而不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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