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史：材料与方法(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8:10:38 《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 韦胤宗 参加讨论
二、阅读史研究的三个部分 阅读是一种人类行为, 也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阅读行为是指阅读者与文本 (此处仅指文字与符号等视觉信息) 接触并相互影响的过程。阅读行为首先是一种实践活动, 它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开展, 因此, 必然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学术风貌、文化特征、科技水平等方面的综合影响;书籍的物质载体、流通状态等因素更是对人类的阅读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 阅读行为也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 是人类的一种认知过程, 人们期望通过阅读来探索未知、拓展思维、完善自我;而不同个体的精神面貌和知识结构又会限制其对文本的接受。因此, 对于人类阅读历史的研究, 不仅应当包括以书籍的版本和文本为中心的传统文献学、以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点为中心的书籍史 (包括印刷史) , 还应该包括阅读实践本身、阅读主体在此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和阅读所产生的影响。本文所讨论的“阅读史”, 就是包括了文献学与书籍史, 并借鉴了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方法的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人类的阅读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阅读之前的准备工作;其二是阅读行为本身;其三是阅读的影响。以阅读为中心, 阅读史的研究可以据此三个阶段划分为三个部分。 研究阅读行为之前的阶段, 关注书籍的生产、流传和收藏, 简单来讲, 就是想要回答何时、何地、何种书籍、以何种方式到了谁的手中这一问题。这其实大致上就是传统文献学和书籍史所关心的议题, 只是阅读史更加关心特定的读者能读到什么书。在《书籍史话》这篇重要的论文中, 达恩顿提出了“交流回路” (communication circuit) 这一概念, 将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装订者、运输商、书商、读者等所有与书籍有关的人都包括在内。 (15) “史学家们可以向人们显示, 书籍不仅具有复述历史的功能, 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16) 在《阅读史初探》中, 达恩顿建议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书的反应作“历史性的研究和理论性的总结”, 他指出:“通过把阅读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 我们可以弄清楚什么人在读书、读的是什么书、在哪里读书和什么时候读书这类问题”。 (17) 而要弄清楚读者是哪些人、他们读什么书, 达恩顿给出了宏观和微观的两个方法。前者包括通过使用计量史学的方法来收集数据, 再进行区域与国别之间的对比, 从而给人们的阅读习惯及其历史变迁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18) 后者则是对公私书目、物资和遗产清单、订书单、图书馆的借阅记录等进行细致的研究, 借以考察读者身份和他们的阅读兴趣。 (19) 乔纳森·罗斯认为:“大致来讲, 阅读史就是阐释史……是对于书籍、杂志、报纸、广告、电影、广播、音乐表演、学校课程和成人教育课程的阐释。这种方法背后的原理很简单:我们只能通过 (尽可能地) 重构一个给定读者的文化食谱 (cultural diet) , 然后通过问他如何解释那些文化经验来理解他的心理状态”。 (20) 将计量史学的方法应用到书籍史的研究中, 最早的还是年鉴学派的一些史家。特别是弗朗索瓦·弗雷, 他在20世纪60年代团结了一批法国学者, 利用计量方法分析旧制度当局授予书籍出版发行权的许可证, 对社会文化产品给出了全景式的描述, 并对各阶层的阅读群体进行了大量的专门研究。弗雷等人的研究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显示了18世纪法国书籍出版中神学类书籍数量急剧下降、科学和艺术方面的书籍显著增加这一现象, 它表明了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将神性从人的世界里排除出去的努力。 不管是宏观的勾勒还是微观的考察, 无论是搜集大数据还是对特定的书目进行详细分析, 其目的都是为了重构历史上的读者群体和他们的阅读爱好, 然而, 仅仅了解读者群体和他们的阅读兴趣, 还不足以弄清他们如何理解文本, 也无法获知阅读对于他们的意义。要回答这些问题, 还需要对阅读的第二、三阶段进行研究。关于这一点, 夏蒂埃的研究更加深入, 也更具有开拓意义。 在林·亨特所编《新文化史》的第六章《文本、印刷术、阅读》一文中, 夏蒂埃提出了一个简单而耐人寻味的问题:“对于每一位读过它的人而言都是一样的一个文本, 怎么会‘由于每位读者因其自身的品味不同, 而变成读者之间吵闹和争端、引起他们之间不合的一种媒介呢?’” (21) 夏蒂埃指出:这种对于文本的“程度不一的接受, 最初起因于读者本身, 因为他们相互矛盾的评判, 不仅可能源自他们形形色色的身分和性情, 而且也可能源自他们多样的能力和期待。” (22) 夏蒂埃指出:对于文本的阅读, 其实是“依从于文本的一种设计 (machinery) ”, 是“一种创作性的习俗”, “而其所创造的个别意义和涵意, 并不能化约成文本作者或者书籍生产者的意图。阅读是一种回应、一种劳动形式”。 (23)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阅读行为?夏蒂埃认为:“有必要将经常没有交集的两种视角一并考量:一方面, 研究文本及传达文本之印刷作品组织被规定之阅读方式;而另一方面, 专注于循着个人的见解来追踪实际的阅读, 或者在读者共同体———其成员共享着同样的阅读形式和同样的诠释策略的那些‘诠释的共同体’———的层次上, 重新构建出实际的阅读。” (24) 此处, 前者指的是对于文本本身 (文本的内容、体裁、格式等) 、编著者对于文本的解读方式的规定 (如前言、序跋、评注等) 以及文本的物质载体 (书册制度、版本特征等) 的研究, 这可以包括在对阅读第一阶段的研究中。而后者则是关于实际阅读行为的研究, “诠释的共同体” (interpretive community) 这一概念首先由斯坦利·费希提出, (25) 它将所有共享着同样的阅读习惯的读者组成一个群体, 考察其阅读行为的特点与历史变迁。夏蒂埃说:“我们需要开发各种重要的划分指标, 以便能够组织 (对于文本的运用、甚至同一文本的各种运用的) 阅读行为的历史———举例来说, 阅读行为可以选择在兀自大声朗诵或为他人大声朗诵与无声地阅读之间;在暗自而又私下地阅读与公开地宣读之间;在宗教阅读与凡俗阅读之间;还有在‘精读’和‘泛读’之间。超越这些肉眼可见的裂缝, 历史学家必须在某一给定之时地的读者共同体中, 寻求操控阅读的支配典范。” (26) “精读” (intensive reading) 和“泛读” (extensive reading) , 是西方书籍史研究中一个曾被热烈讨论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德国历史学家罗尔夫·恩格辛提出, 欧洲在18世纪末经历了一次“阅读革命”, 其时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 从“精读”逐步转变成“泛读”。所谓“精读”, 即反复阅读为数不多的几种经典作品, 如《圣经》等;“泛读”则是指大量阅读各种各样的文本, 如期刊、杂志、小说等, 而每种文本一般只读一次。 (27) 这一阅读方式的转变主要由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特别是印刷技术的改善以及识字率的提高促成, 同时也反过来对文化的普及和社会“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的形成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8) 恩格辛这一“假说”影响很大, 同时也招致了不少批评, 多数学者都认为他把问题简单化了。达恩顿接着修正了恩格辛的观点, 他指出:“这期间最根本的变化体现在可读的东西越来越多样化, 而不是泛读取代了精读”。 (29) 美国学者安·布莱尔也支持恩格辛的观点。她指出, 16、17世纪开始, 印刷术逐渐改变了信息生态, 书籍数量的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任何个体所能全部阅读的程度。“书籍的过剩”改变了学者的阅读方式:以前那种精读少数几本重要典籍的方法已经完全不能适应这种书籍过剩的状态, 学者们不得不依靠各类工具书来辅助阅读, 必须学会有效检索、选择、组织和存储信息, 有时候还得自己编纂索引、书目、提要, 或是直接阅读摘录和被重新编辑过的文本而非书籍原本。这些都促进了各类工具书的编辑和出版, 改变了人们管理信息的方式, 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理解和使用文本的方式。 (30) 仅仅了解读者读了什么, 如何阅读, 只能了解一种阅读“可能”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历史研究还应该回到历史本身, 在研究阅读行为的同时, 还必须考察阅读的效果即阅读的第三个阶段。通过考察阅读的真实效果, 才能了解阅读在历史上产生了何种影响, 阅读在以后会有何种意义。 阅读的第三阶段, 被一些学者称为“阅读反应” (reading response) 或者“读者反应” (reader response) 。达恩顿说:“史料文献本身并不会告诉我们, 阅读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读者当时究竟是怎样理解文本的。再说, 文献本身也是文本, 需要我们解读。” (31) 也就是说, 在构建读者反应的时候, 材料的搜集和理解是最为核心的问题, 同时也是难题。 在《重新理解英国普通读者:受众史引言》中, 乔纳森·罗斯采用了读者的自传和回忆录来研究工人受众群体, 并尝试回答“文本如何改变普通 (非专业) 读者的心灵和生活”这一问题。 (32) 罗斯的研究将阅读史的研究领域拓展到读者的层面, 他所重视的受众是一般大众, 而非学者和僧侣等“专业的读者”。罗斯声称自己的研究是阅读史研究的第三代。他认为:“旧的书籍史”是“一个关心为出版公司编年、恢复图书馆目录和借阅记录、计算识字率水平, 即大致来讲是设法确定一个给定的读者群体拥有或阅读了哪些书的领域”;在第二代研究, 即“新的书籍史”中, “阅读行为才开始浮现并成为一个被关心的话题”, “阅读的过程”也开始进入研究的视野。 (33) 第三代的研究就是受众的研究, 而且罗斯强调的是大众读者的阅读情况, 而非少数的精英群体。可以看出, 罗斯对于阅读史 (书籍史) 研究演进阶段的划分, 与我们根据阅读过程对阅读史研究所划分的三个部分不谋而合。阅读的第三个阶段, 无论称为“读者反应”、“阅读的接受”还是“阅读的效果”, 关心的都应该是阅读对所有读者的影响。传统文献学与书籍史谈到读者一般都默认为精英群体, 达恩顿、罗斯等学者将研究重心转向大众, 极大地拓展了阅读史 (书籍史) 的研究领域。 阅读史家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几种史料有自传性的文献 (autobiographical documents) 、摘录簿 (commonplace book) 、杂记簿 (miscellanies of texts) 、批校 (marginalia) 等。自传性的文献包括读者的自传、日记、信件以及自己书写的所有有关阅读的文字记录。摘录簿是阅读摘抄的分类汇编, 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书钞”、“类书”一类的文本 (也包括柯律格所讨论的晚明鉴赏类文本汇编, 以及何予明在其名著《家与天下》中谈到的各种酒令、故事集、笑话集、格言录等, 这些文本一般也被归入“类书”这一大目之下)。(34) 杂记簿类似于中国古代札记性的“读书记”, 不同于与原文同行的注疏、评点、批校等文本, 杂记簿摘抄原文, 然后做出评论。自传性的文本与杂记簿反映了历史上的读者如何理解文本并在自己的书写中使用。摘录簿 (类书) 是对既有文本的改编与分类, 也反映了改编者如何理解文本和期待读者如何使用文本。这些材料都可以用来讨论阅读对读者的影响, 却不能用以了解读者阅读进行时的状况。要了解阅读进行时读者的所思所想、读者对阅读的反应, 目前看来, 最合适的材料就是批校。 批校作为阅读史的研究材料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因为批校一般都是读者阅读时随手所写, 可以最大限度反映读者当时的心理状态。美国学者希瑟·杰克森在其专著《批校:书籍中读者的书写》 (以下简称《批校》) 中说:“考虑到近来的研究兴趣从作者转向了读者和文本的生产、流传与接受, 各个时代的批校对于学者来讲是一个潜在的金矿。” (35) 下文将着重讨论批校的历史与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